(二)成立选举机关｡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在乡村地方由区执行委员会组成全区选举委员会,”“区选举委员会之下得设立(乡)选举委员会分会｡”[29]作为组织和领导乡村选举运动全部工作的专门机关,区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委员会分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30]“如有些仍照旧办法,开群众大会选代表,有的不管选民到多到少就选举｡”[31]对待选举“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了事”的现象在宁都县各地的表现为:“有的地方没有填选民登记表,就选出代表来了;有的地方选民登记表未填写完就选举了代表｡选举大会很少有记录,选举是否合法无从查考｡选举委员会有的地方没有组织,即有组织的地方也是挂一空名｡”[32]1933年第三次选举为了完善选举机关,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修改后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是由政府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所组成｡”[33]这一规定改变了前两次选举“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34]的做法,充分发挥了乡村工会､贫农团､妇代会等群众团体在选举工作中的作用,从而为第三次选举取得圆满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选民登记｡苏维埃宪法和选举法尊重和保护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苏区工农群众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登记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的步骤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它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他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3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在开始选举的两星期前实行选民登记,有组织的人可经过组织登记,无组织的人由选举委员会登记员登记,登记时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规定的表格填写｡登记结束后由选举委员会审查选民资格,然后公布选民名单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名单｡通常做法是用红纸公布选民名单,用白纸公布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名单｡如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选民名单,便会在群众的监督揭发下被清除出去｡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公布选民名单时,“有一个省苏工作人员阙聚五,是通贤东里区的富农,他的名字是写在红纸上,该乡群众立刻到乡苏向选举委员会来斗争,不准在红纸上发布,不准他有选举权｡”[36]选举大会召开时,在大会入口也实行登记,选举委员会严格验查选民身份,防止无选举权的人窃取选举权｡如“洛口县王陂区平江乡开选民大会的时候,有三个阶段异己分子,想来偷窃选举权,立时被选举委员会发觉,领导全体选民和他们斗争,”[37]将他们清除出会场｡
(四)向选民做乡苏工作报告｡乡苏在选举之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做总结乡苏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经过的报告,发动选民讨论,提出批评和改正工作的具体意见｡这种报告制度在前两次选举运动中,“除一部份地方外,多数地方没有实行｡”第三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必须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真正地实行起来,”[38]中央内务部还为此制定了指导乡苏做报告的大纲｡依照中央的训令,第三次选举运动“乡苏向选民做工作报告,一般的是进行了,而且报告之后,或多或少对政府下了批评｡许多地方批评政府对战争动员,如扩大红军､归队运动等,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地方建设事业注意得不够等等,给了对工作消极怠工,官僚腐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严厉的打击｡”[39]
(五)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后提出,并予以公布,以便于选民对于各候选人能够加以充分的考虑｡在第三次选举运动中,“所提出的候选名单,许多地方超出了应选代表人数之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40]使选民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关于候选人的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3年8月9日发布的第22号训令中要求,“不但应注意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成份与工作均坏的)混了进来,还应注意各人的政治表现与工作能力｡”此外,针对前两次选举“许多地方乡苏中劳动妇女当选的依然不多,一部分乡苏甚至一个妇女代表都还没有”[41]的缺陷,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在提出候选人名单时应预先考虑选出的代表比例中“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42]
(六)公布提案的草案｡在选举大会开会前,选举委员会须公布大会提案的草案,“使选民看了草案好去充分准备意见｡”提案的草案由选民提出,选举委员会公布后提交选举大会讨论通过｡提案内容要求“能够充分表现当地群众对于自己生活,对于政府的法令政策,对于革命战争的意见｡”[43]
(七)召开选举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规定,选举不用书面投票,而以举手来付表决,候选人表决的方式,即可逐个表决,也可用整个的名单来表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是采用后一种方式,“是将候选名单整个的报告讨论表决,而不是按名逐一报､逐一讨论､逐一表决｡”鉴于这种方式在实际运用时存在“使选民真意不能充分发表”[44]的弊端,因此,在第三次选举时修改选举的办法,重新颁布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提出候选人付表决时,须用逐个表决的方法,不得拿整个名单一次付表决｡”[45]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号训令还进一步强调:“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方式去通过代表名单,当着选民中有不赞成某人的表示时,须立即注意群众的意见,如果为多数人所反对,应即撤消原提议,而另提适当的候选人,或由群众提出候选人｡”[46]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依次选举产生后,大会紧接着讨论通过提案的草案,“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到苏维埃来,作为新政府的行政方针｡”[47] 三
中央苏区乡村的三次选举运动,对中央苏区农村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其一,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48]许多“区乡办事人员的成份,大部分是流氓富农,甚至于地主豪绅子弟,纵有些少数工农分子,亦受他们的包围和欺骗｡”[49]这种状况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12月15日发布的训令中明确其实质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0]由此而开展的选举运动在农村彻底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选民登记､候选人名单公布以及选举大会表决这三个选举程序如三道严密关口,不仅将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而且唾弃了原乡苏政权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消极不积极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如福建上杭县通贤乡候选人名单中“两个最主要负责的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中把十三担好田换给自己,另一个是乡苏主席,募捐收入未公布清单且帐目不清,都受到“群众最严重的批评,选举大会中没有当选为代表｡”[51]瑞金县下肖区沙州乡选举时,“有些与地方富农妥协的份子,及几个对革命工作表示消沉､和斗争比较不积极的份子,均经多数选民的反对而否决｡”如此严格､规范的选举,“选出了政治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工作积极,真正能代表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代表｡”[52]苏维埃基层政府的形象和乡苏代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代表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蔚然成风｡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当选的代表集中开会时,一致要求自带伙食,而把公家发给的伙食费捐助红军战费｡”[53]群众称颂:“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在纯洁了组织转变了干部作风的同时,选举运动还使乡苏政权“改善了工作方向”,选举大会集中选民意见通过后形成的提案,使乡苏的各项工作“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的任务,”[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