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证政党制度时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由此可见，政党政治是立宪的必须条件，是改变封建官僚制度、实现政治清明的良策。?

三、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特点与核心价值。?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各种思想和观点混乱冗杂，再加上梁启超的非凡经历(倡导变法，领导维新运动;流亡日本，目睹“明治维新”的社会现状;游历西方，考察欧美政治……)，使得其宪政思想具有了矛盾重重、复杂多变的特点。?

第一，崇尚民权，却反对个人自由。梁启超曾撰文说：“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弱，无权之国亡。何为全权?国人各行其国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令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只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权利是公有的，人人都可享受;国家强盛的关键就在于，国人应享有的权利;个人专权是行不通的，不现实的。?

然而，在涉及到宪政的核心——个人的自由权利时，却说：“自由之者，团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梁启超对自由权利的思考和论述很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是其宪政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但事实表明，个人自由权利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明显的缺失。不是他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认识不足，更不是偶然疏忽，而是他的“群”的观念、群体主义的思想构架，导致了排斥西方宪政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梁启超认为治国之道在于“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于是他始终都对群体主义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也正因如此，在其宪政思想里对个人自由有着理性的排斥。?

第二，追求宪政政体，却对“开明专制”抱有热情。梁启超追求宪政的重要原因是期望用宪政来达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目的，认为宪政是结束君主专制、伸张民权、保障民权的可靠政治手段。他说：“立宪政治者，国民政治也”。可见，他认为宪政的受益者不是政府本身，而是国民。体现了他的宪政民主的观点。梁启超的思想在1903年后，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激进的主张“共和”转为保守的君主立宪，并且对“开明专制”作了一定的论证。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以及与西方各国的比较分析，认为美、法等共和制度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的国情民情之间的差异，西方的民主宪政同中国政治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对中国能否实现共和民主宪政表示了怀疑。?

在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和波伦哈克的国家理论后，梁启超分析了共和政体的缺陷。在其《开明专制论》中，阐发了两位政治家的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建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所讲的开明专制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的;所指“客体”是国家和人民。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中国需经过“开明专制”，和平过渡，等到条件成熟再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

第三，信奉三权分立，却过分强调政府权力。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但他同时还认为，政府不应对君主负责，而必须自行对国家负责;反对政府对议会负责，虽然议会对政府有监督职能，但政府和议会都属于国家机关，应该对国家负责;这样的矛盾思想正是其国家主义观念的表现。?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宪政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由此达到保育国民拯救国家的目的”[9]。对政府权力的片面强调，体现了他救国心切，但是，却在理论上犯了明显的错误：议会的无权状况使得“宪政”名存实亡，借宪政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当然在现实中这样的矛盾政体不可能有合适的土壤，也可以说是在制定的同时决定了它“空中楼阁”的命运。?

梁启超宪政思想中的矛盾和错位与他本人固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但国运多舛、政局混乱却是决定性的因素。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同时又是伟大的实践者，他带着实现政治理想的愿望积极领导、参与宪政的建设之路。然而，从笃信共和制到毅然抛弃之，转而立志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在对中国政治现实与西方对比后，又提出“开明专制”的施政方案;君主立宪失败，革命随之而起，其思想又回归到了被他抛弃的民主共和。戏剧性的转变是碰壁后无奈的选择，然梁启超对立宪的孜孜以求却始终如一。?

虽然梁启超的宪政思想自身多有矛盾，而且复杂多变，但却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实现国家富强。在他看来，宪政的主要元素，无论民权还是议院的价值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仅仅是追求民族、国家致富致强的手段而已。他从“群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民主;但他又将自由、民权、议院归于“合群”性，也只是达到国家富强的一个工具。也正是这个核心目标的原因，梁启超在实现君主立宪理想的同时，却论证了“开明专制”的“理性”所在，并公开表示信仰政治专制主义;然而他看中的并不是开明专制本身，而是“把它作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解决中国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方法”[10]。?

在西方列强日益扩张、中国面临存亡危机的形势下，忧患意识和国富理想往往导致梁启超走向国家主义理论的极端：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急需的不是个人权利之间的竞争，而是团结和秩序;因此，必须加强强制，“强制者，神圣也”。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