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追加一句，现存的当权者——国民党和各种军阀又怎么样呢?在此，就触及到了梁漱溟终于落归失败的症结所在。梁漱溟希望通过理性“控制”和“指导”，利用各种当权者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得到当权者的允许和财政支持，乡村运动才能存在下去。而这样一来，乡村运动就难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不懂得，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方式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暴力革命，即他曾批评过的“破坏型的工作”。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他决不会意识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例如梁漱溟对国民党财政资金的仰承、在山东需要韩复渠的支持;由于和共产党道路的不同，反共意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甚至有人还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间接地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　实际上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相互利用的。首先，乡村建设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虽然梁氏在理论上一再申明，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不能依附政府。但又希望在资金、地盘等方面得到政府的“从旁协助”，并且，事实上，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引起了稳定农村局势，配合国民党剿共的反动作用，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是剿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民、组织乡村自卫，象他在山东搞乡村建设那样才行。这只是在客观上起到的反共的效果，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梁在主观上并不是象国民党一样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梁漱溟对国民党的仰承关系，已有很多详细、透彻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但前人的研究是从梁漱溟的角度去探讨梁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下则试从国民党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来探讨二者关系。

二、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和采取的实际措施

正如艾恺所说，南京政府对农村的关心主要有两个方面：治安和经济发展。在南京政府看来，乡村建设工作者正是根据《建国大纲》中的一些内容，如使民主化逐渐达到县级水平，来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的。当时作为政府控制基层可靠工具的士绅们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由于农民起义的破坏，加上政府权利从上到下的渗透扩张，日益减弱了。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通过“文化权利网络”的破坏来说明乡村传统势力的支解或再组合。此外，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担当着现代化的的领导角色。乡村建设则蕴涵着在地方社会进行控制和发展经济的潜力，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的好处很大。并且，梁为乡村建设举办的各种农业、信用、运输等合作社，被地主们控制，为他们所用(由于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国民党及其统治基础——地主对农村经济的控制。然而，就是由于它能够动员地方上的在野名流——为了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等等，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利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这就使得国民党对乡村改革及改革者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1932年6月国民政府着手组织了一个在华北、华中九省实行地方自治的九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各省乡建领袖，如山东的梁漱溟、河北的晏阳初、江苏的高践四、河南的彭禹廷等。总的来说，梁是反对由“政府”来实行地方自治或乡村改革的。在梁的思想体系里，政府组织的“地方自治”和他们自己组织的“乡村自治”、“乡村建设”是根本不同的。后来，内政部会议通过了实验县法规，要求各省在一至四个县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县政实验区，这些地区不受国家和省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它们能够在县一级和县以下各级水平上就“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进行实验。这个章程就为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国内几个指定的实验县提供了根据。这等于给了乡村实验以更大的自由的许诺，这就打消了梁的顾虑。国民党实行这一法规，反映了它对日益加深的农村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也反映了它们对乡村建设运动怀有的矛盾心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蒋介石对乡村建设采取的实际措施：1930年秋，蒋介石军队攻下河南之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关闭河南村治学院;亲自下令逮捕陶行知、封闭晓庄师范学校的;在河南南阳几个县搞自卫和自治的彭禹廷，由于组织抗议各种名目的捐税而被看作是乡村建设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对抗被杀害;在浙江的沈定一也被暗杀。这样，国民党对乡村建设连一点虚伪的鼓励也没有了，而是采取了他们自己认为更保险的计划——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基层，力图加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阎锡山所搞的“乡村建设”，作为 “国民党的一种暂时的实验形式”，实质是以控制为主的下放到了农村的官僚政治。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新县制”的推行、保甲的强化，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地方自治没有沿着他们设想的道路走下去时采取的能在自治之名下行专制之实的万全之策。这是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矛盾心理的另一个表现。可以这么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抵制乡建派的形式了。也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之间天然的斥力还是要强过它们之间的引力。

另外，当时的江宁和兰溪两县作为国民政府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名噪一时。然而，当时社会批评家们却指出了江宁县的乡村建设和非国民党派系所搞的乡村实验之间存在有相当的差异：国民党所做的是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建设，而非国民党派系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却是单纯以乡村复兴为目标的平民实验。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梁漱溟所认为的——政府倡导的“地方自治”和梁漱溟们组织的“乡村建设”的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