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8]，这当然是史学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场中的历史学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要求他毫无顾忌、径情直遂;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又要求他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一旦他发现自己所揭示的史实真相与现实主题不协调，或者发现他的研究会影响或伤害他所服务的、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大多数历史学者会采取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其结果便是史实真相的被掩盖。

学科规范功效甚微

科学家的责任是说真话，历史学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至今仍无有效的办法。《真理的社会史》一书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说真话，不是靠研究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靠学科内在的一整套行为规则[9]。其实，真正对自然科学家起到一些约束、规范或制约作用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规范，而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和严格推行。正是后者使得人们能够发现谁在违反规则，谁在篡改、伪造实验数据，谁是隐瞒或剔除不利证据的“科学骗子”。正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及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保证了自然科学家不太敢说假话。当然，科学中的不同门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规范的运作越正常、越严格，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越强，其对学者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则越弱、越不明显。

由此来看历史学科，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有着自身的学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伊格尔斯在与海登·怀特争论“历史学是不是文学虚构”时就非常强调这一点[10]。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检视、识别、纠错的功能是较弱的，且常常未能正常运作、严格推行。仍以有关“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的讨论为例。“作伪的史料不能使用”，这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洪秀全的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等记载，都被弃之不用，这似乎符合学科研究的规范。“相反的史料不能回避”，这也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现今，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40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来看，潘旭澜先生的有关“洪秀全的真面目的”几点概括，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共识[11]，有关洪秀全真面目的揭示，似乎正是依据这一条学科规范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原先被弃之不用的材料现今已是“历史真相的实录”而加以利用的这一转变，并不是靠学科规范自身的运作来实现的。

另外，叶书宗先生在《寻求历史的真实 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讲到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及其评价的经过，也可以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关布哈林的真实史料早已存在，“作者确曾查阅过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但他“却不根据事实来写历史”。直到20年后，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才得到了澄清和纠正。[12]但这时候的澄清和纠正也不是靠学科自身的发展(如史料的新发现)和学科规范的正确运作(学者依据学科规范的互相检视、纠错等)来实现的，而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允许、需要”这样的“澄清和纠正”。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运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变换，那么，这些学科规则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保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