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君臣之所以比较勤俭廉洁，除了迫于前朝败亡教训而生发出的自律精神外，也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力量的挑战有关。一方面整个社会是普遍贫困的，所谓“民无盖藏”，另一方面土地分配政策和各种赏赐、各种贡献也足以使帝王和他的庞大的官僚队伍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总而言之，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有保障的，皇帝没有必要盘剥百姓，大多数官吏也没有必要贪赃枉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特别是豪强和游离于土地之外的商人的崛起，“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以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上》)这些破坏等级制度的“逾制”现象，都会刺激君臣作出反应。我们看到，历代政府的抑商、锄强政策出台都以“逾制”为理由。而封建政府在打击豪强、富商的同时，也就将自己推上奢纵的道路，并发展到不以奢侈为奢侈的境地。在合法收入不能维持高人一等的生活时，皇帝如果不加重盘剥，官吏如果不贪污受贿，那就是凤毛麟角的了。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提到“士无廉耻”时，都强调官吏合法收入过低问题，并以高薪养廉为解决办法。其实，在等级观念流行的国度里，只要社会上存在生活富裕的群体，统治者就不会因高薪而守俭安廉，他们总会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界线，主动去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享受，以确保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双重优势。?

社会经济什么时候开始繁荣，奢侈之风就什么时候开始刮起，政治腐败也就什么时候开始盛行，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历史铁一般的规律。而导致上述现象的“君君、臣臣”等级架构，又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铁一般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的悲哀。?

三?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一种君主集权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主一人居权力的顶峰，处权力的核心，当君主意志果真能够全面贯彻时，其一言一行，乃至思虑情绪，都足以影响国家政治。许多帝王对“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的政治格局是有深刻体认的。所以，预防、减少和纠正君主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的失误，就和提倡、增强以及维护君主至高无上地位一样，成为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有鉴于“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贞观政要•求谏》)历代君主在主观上和理论上都不否认让臣民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性，“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并非只是部分兴隆之主特有的政治意识，甚至像隋炀帝那样被后人讥为“恃才矜己”的亡国之君，也不反对“谏”的价值;历代政权在其决策过程中，都大体能够遵循以集议、封驳、谏争等形式，希望实现从制度上保证重大决策正确无误的目的。然而，言路通畅，君臣民关系相对融洽的局面总是短暂的，随着盛世的到来，封建政权的政策最终都走到民众意愿的对立面，忠臣、良臣在政权内难以立足，而谀臣、佞臣、奸臣却逐渐成为政府的主体力量，言路断绝，上下睽隔，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遏制不了的发展趋势。　君主自以为是，拒谏饰非，百官“畏罪持禄”，不思尽职，百姓怨声载道，仇视政府，这种状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君臣民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古代中国确实不缺少广开言路的思想和制度，但缺少在广开言路的前提下保证君臣民之间始终能够保持良性互动的机制。传统政治思想所设计的君臣民之间的互动模式，是一种极富理想色彩的模式：在君臣关系上，是臣忠君，而君敬臣;在君民关系上，是君惠民，而民爱君。在君臣民的总体关系上，就是任何一方都应首先放弃以自己利益为本位的立场，而全心全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但这不意味着任何一方都没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只是将这种利益诉求曲折地转化为对对方补偿的高度期待。当互动中双方的期待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互动就会以良性的方式继续;而如果一方认为自己已经为对方付出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则互动就会偏离良性状态，甚至会进入恶性互动状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所以，一个在主观上认定自己是全心全意为民众做事情的政府，它最希望的是它的苦心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希望它的努力能够得到民众的颂扬和亲近，而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民众的疏离、怨谤和批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个命题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仅仅是鼓励政府行“有道”之政，以争取民众衷心的拥戴而已，它在本质上是对政府与民众之间互动模式的描述。从这个命题中，我们不难看到，言路的大门虽然打开着，但也随时有可能关闭。因为批评其政策(“议”)就等于判定其为“无道”，就是为推翻政府制造舆论，所以任何批评都会使政府立即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将批评其政策的民众视为异己的颠覆政权的力量加以防范，这也就取消了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

越是主观上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振救黔首”、“解民倒悬”、“天下为公”的政府，越是不能接受来自民间和内部反对派的批评意见，并且越是到了错误政策已使“民不堪命”、天下骚动的时期，最高统治者对于忠臣和“奸民”的言论越不能容忍，这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常常发生的现象，而秦始皇、隋炀帝则为我们认识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他们不是不知道言路畅通的重要性，但恶性互动一旦形成，就不容易单方面停止。“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心态。中国历史上多有帝王的“罪己诏”及政策调整，但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不多见，民众并不因为帝王的检讨而重新由衷地歌颂政府。社会发展到君臣民恶性互动的阶段，一切有关和谐的思想、制度和政策就都失效了。兴隆之主所曾经推行的“好政策”，如农政、荒政、教化、反腐、减赋等，在亡国之君的治下也能够见到，只不过一者有效，一者无效罢了。而一连串“当亡国之运”的统治者，他们在恶性互动中，在前人已经为他们搭建的历史舞台上，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现，所以也就不能免于“亡国之君”的骂名了。?

古代社会君臣民关系由良性互动进入恶性互动的转折点是盛世。乱后之世之所以有良性互动，是因为政府和民众对对方的期待都比较低，而且又都比较容易尽到对方所期待于己的本分。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温饱和安全普遍成为人压倒性的需求，而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政府尽可以从容地做到“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荀子•王制》)，从而赢得民众广泛的赞扬和拥护。而民众的赞扬和拥护又减少政府对丢失政权危险性的忧虑，所以也就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导之使谏”，使任何偏离民生这个“急务”的失误都能够及时纠正。但是，随着民众温饱问题的解决，政府所必然面对的多种压力使其工作重心不能不发生转移，“不得不劳民”的事情逐渐增多，而盛世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使政府手中用以保障民生问题的资源相对枯竭，措施相对乏力，这都使政府在盛世到来之后难以继续在互动中赢得民众的信任和赞颂，而是在民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无道”。遇到困难以后，来自政府内部和民间的批评，和政策制定者推行其“合理”政策的决心直接冲撞，使“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的“私心”、“胜心”、“忿心”(《宋史•黄裳》)所谓“三蔽”，也就不能消除。这时候，最高统治者也就倾向于独断，以“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藉口，坚固其“人言不足恤”的信心，使恶性互动的程度不断加深。政府出于对民众的不信任而变得对各种言论更加敏感，而民众出于对政府的失望也在言论中更多地表现出攻击性倾向，政府在自卫本能的驱使下转而注重“防民之口”。同时，由于政策制定者十分需要心理支持，所以，当社会上批评和反对者增多的时候，专以歌颂顺从为事业的佞臣、谀臣、奸臣、文痞等就成为帝王周围的稀缺性资源，为帝王信任，他们为阻断言路和恶性互动推波助澜。他们在反对者的口中和后人撰写的书中是人格低下的一个群体，然而，如果结合儒家的有关君臣关系的各项主张来看，他们的选择总还是在圣贤教导的范围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