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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机：谈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历史解析

论文关键词 盛世 乱世 政治思想 治国方略?

论文内容提要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往往在鼎盛时期遭遇乱局，这种现象早已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历史是由参与互动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传统治道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介体，其在互动中的致乱作用不容忽视。传统治道中的等级设计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化，但必然在盛世互动中引发当权者的奢侈之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传统治道的惟一目标和最终目标，所以家给人足理想实现后，当权者的工作重心偏离民生问题在传统治道中具有某种合理性;以心换心，有限度地开放言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帮助政府预防、减少和纠正决策失误，但在盛世到来的时候却逐渐造成言路堵塞，最终使君臣民关系由相对和谐趋于全面紧张。? ??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大问题，不在于没有出现过人们所期待的“小康”盛世，而在于社会没有能够在“小康”盛世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虽然人们公认的盛世只有三至四个，实际上大多数王朝都明确宣称过自己的盛世来临。而就在王朝为盛世到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好像受到某种共同的未知力量的摆布，无一例外地陷入社会政治的混乱之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盛极而乱的悲剧，并或迟或速，最终难逃覆亡的厄运。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说盛极而乱是由于统治者好大喜功、奢侈腐败以及奸佞当道等原因造成的，而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些弊政，是由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认为，历史是社会系统各要素互动的结果，历史是互动的历史，一切参与互动的东西都对历史造成影响，同时在互动中接受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继续探讨盛极而乱问题，即分析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为盛世之君臣背离关注民生、勤政廉洁、选贤使能、广开言路等致治之道提供了怎样的“合理性”支持，是怎样使统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社会推入乱世之辙，而等到觉悟过来且图谋改革的时候，已经是积重难返，回天乏力的。?

一?

民本主义被认为是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精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充满着有关民本主义的内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信条，而基于“民以食为天”的判断，民本主义最先体现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而其落实则是以农为本：“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纪》)在由乱及治的过程中，统治者一般有着较强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的本分意识，往往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等政策结合起来，从而使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也巩固了政权的基础。可以说，在“饥人易食”(《贞观政要•政体》)的乱后之世，统治者只要切实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施政的首要地位，就不难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而“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尚书•蔡仲之命》)只要统治者始终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动摇民众生存的根基，则历史上盛极而乱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一旦社会发展到“民人给家足”的阶段，民生问题就被边缘化，统治者转而醉心于“办大事”，民生问题被民本主义的其他要求所掩盖并在盛世景象下悄悄恶化，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汉武帝时期盛极而乱的例子成为后世的一面镜子，在历史上屡屡被提及，如唐太宗说“汉武骄奢，国祚几绝”，(《贞观政要•贡献》)苏辙在向宋哲宗的进谏中也说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宋史•苏辙传》)但唐宋两朝和其他王朝都不能免于汉武帝的旧辙，真所谓“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纣之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被同样的“必要性”牵引着。汉武帝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词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汉武帝自己所表白的不得不为的苦衷，以及他对自己所为的严重后果的清醒认识，而且还看到了他对自己一生所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深信不疑，因为安全和饱暖一样，都是民众的基本需要。征战、修长城、开凿运河等，都包含着利民的因素。正是这种“正当性”和“必要性”使历代盛世君臣甘冒亡国丧权的风险，明知其不可，也要做“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那样劳民伤财的事情。这种情形，甚至也会出现在国家并未达到全盛时期的君臣身上，如汉景帝、唐太宗、清康熙等。而为各种劳民伤财活动提供理论方便和支持的，就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因为政府是代表民众的，所以在极端的情形下，凡是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民众的利益所在，虽然民众未必都能够认识到并愉快地接受这样一种判断。?

传统政治思想确实有关注民生的一面，但这种关注是与对其他问题的关注纠缠在一起的，在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民生问题并没有绝对不可动摇的重要性。民生问题和其他问题如果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对民生问题的解决无疑处于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这是“先存百姓”的真正含义。而以农为本，“先存百姓”，实际上是为新生政权的巩固打算，如同贾谊对汉文帝所说的：“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书•食货志上》)有“先”必有“后”。解决民生问题即使在“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的时期，也不纯粹作为目的，而同时具有手段的性质，解决民生问题是为了解决其他问题搭建平台，铺设道路，这是历代统治者共同的逻辑。因为政权所受到的威胁，可以说是来自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民众的不满。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搁置不等于放弃，而是要等待时机。所以汉初在“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汉书•匈奴传上》)的时候能够忍受冒顿的侮辱，只是吕后不能免于“大怒”，而唐初在“国家草创”的时候能够“称臣于突厥”，唐太宗又“未尝不痛心疾首”(《大唐新语•容恕》)罢了。?

实际上，古代民生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它是当时的“所急之务”，正如朱元璋所说的：“治天下者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则先后、本末、轻重、缓急的易位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汉武帝在元朔六年的诏书中以“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和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为依据，得出“所急异务”的结论，从而为他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政策张本：“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汉书•武帝纪》)同样，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与侍臣讨论“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的时候，也不再支持“养百姓最急”、“抚四夷急”、“义为急”等主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这些例子都表明，传统政治思想先后、本末、轻重、缓急等思维模式，使民生问题在特定时期必然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中心问题和首要问题，又在另外的时期必然失去这样的中心地位和首要地位。?

在各种使政治偏离民生这一中心问题的因素中，战争是最主要的一种。固然儒家政治思想首先倡导的是以德服人和仁者无敌，而儒家史籍对汉武帝、唐太宗等发动的战争也颇多微词。但儒家不是一概反对征战的，而且时常在理论上将征战与民本联系起来：“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汉书•刑法志》)儒家津津乐道的“义战”、“天罚”的理论和先例，无疑使统治者即使在发动危及民生和国本的战争时也能够随意比附。《汉书•刑法志》说：“《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而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其历史形象都有征战的一面。所以后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君臣，他们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违背了圣人之道，反而认定自己是在遵循先王的教训，一直到“民不堪命”、揭竿而起为止。如隋炀帝远征高丽，杨玄感以“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为理由反叛，这确实是击中了隋炀帝的要害。但隋炀帝之所以“不以百姓为念”，是因为他同样有正当理由，比如“高丽小虏，侮慢上国”，(《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征伐正是为了维护圣人所立下的体制，何况“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至于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正当性，也不难从儒家典籍中得到支持。隋炀帝在第三次远征时颁布的诏书里就提到商汤的征战。?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以其价值多元和内容庞杂的特点，不但使昏君、暴君在偏离民生问题时没有遇到多少障碍，就是那些圣君、明主，其实也不容易准确把握其精髓，因而他们也有“不怜百姓”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昏君、暴君是他们主动要去做的，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互动中被误导和塑造的，因为“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贞观政要•任贤》)没有人希望政权跨在自己手中。?

二?

骄奢淫逸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作为危害执政之基的重要方面，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政治思想对此多有警示，而治国方略中也有禁奢反腐的举措。概括起来，无非是以道德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方式正其心，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方式堵其源，以表彰奖励廉洁和重刑惩治贪渎的方式分其流。从周公以殷商“荒腆于酒”为例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无逸》)开始，中国历代的德治思想中就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而“戒奢以俭”也成为帝王修身的必不可少的项目。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体上是相当成熟和高度发达的。对于官吏的贪渎行为，古代也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其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如《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贿一尺帛者杖100，受贿15疋者处绞刑。朱元璋甚至发明“剥皮实草”等酷刑以惩贪。按照道理来讲，奢侈腐败在社会上应该是没有生长空间的。然而，统治者的奢侈腐败又确确实实是封建王朝致乱的原因。一般而言，每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是比较勤俭自律的，而到了兴盛时期，情况就会逐渐逆转，奢纵之风渐起，贪污腐败丛生，以至于愈演愈烈，使所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部失效。尽管作了各种努力，但奢侈腐败的事实不可消除，势头不可遏制，连最高统治者也百思不得其解。朱元璋就说过：“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本)?

制度有疏漏、执法效率差以及官吏俸禄低等固然可以部分解释贪污腐败现象，但不能解释奢侈之风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刮越猛，尤其不能解释为何前廉后腐、前俭后奢，以及奢侈腐败的普遍性与经济繁荣同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法律制度是越来越完善的，官吏合法收入也是越来越高的。朱由检处死贪婪成性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等人，因“重典绳下”而得到“用法太严”(《明史•刘宗周传》)的评价，其惩治贪官的决心和手段丝毫不亚于乃祖朱元璋，但真正是贪污受贿堵也堵不住，贪官污吏杀也杀不完。奢侈腐败不合法，但在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语境中并非全不“合理”，这就是道德和法律都不能有效遏制奢侈腐败的根源所在。?

封建社会的奢侈腐败是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与等级结构的必然产物，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中的等级设计不但是奢侈腐败现象在制度内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也是使道德、法律等禁奢反腐手段集体失效的根本原因。在等级架构内，君臣民以及士农工商之间的划分并不仅仅是政治性质的，而且也是经济性质的。等级制度在理论上支持在上者占有和享受更多的财富，在实践中也努力确保这种优势。或者说，等级社会是绝对不能容忍民比官富，臣比君富现象发生的。抽象地讲，统治者是真诚地反对“奢侈”的，然而只要各种“奢侈”是维护等级地位所必要的，它们就具有了合理性，就立即得到统治者的赞成和接受。等级需要是使“奢侈”由不合理到合理的转换器。所以，当汉高祖看到萧何修筑的未央宫“甚壮丽”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甚怒”，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但当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马上高兴地接受了。(《汉书•高帝纪》)“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的王道政治原则，足以消解任何有关禁奢反腐的条文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