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开始，尤其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更加紧阅读《新青年》，并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甚至阅读哪篇文章都做了记录：2月22日，阅《新青年》。3月20日，订《新青年》，全年贰元三角二分。4月24日，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7月4日，阅《新青年》。7月6日，吾阅《新青年》数篇。7月9日，阅《新青年》：《论戏剧改良》。12日，阅《新青年》：《旧思想与团体问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美国的妇人》。以后不再例举。
恽代英在1919年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致仲甫的信。“‘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24]2月10日，3次提到写寄仲甫的信，其中有“寄仲甫信，劝其温和”。[25]这似乎是写给陈独秀的，但“劝其温和”，又不像是对长者说的。所以笔者认为，日记里虽然明确写着“仲甫”，似乎不会错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十分可靠。《恽代英日记》“后记”说：“由于日记写作年代距今已久，原件字很小，有的模糊不清”。[26]在这种情况下误认的字，在所难免。把名字弄错也是可能的。例如把“仲清”误为“仲甫”，后者就成为“陈独秀”了。如果前边的例子说服力不强，我们再看7月21日的日记：“写至仲甫、白华……各一片。”陈独秀6月11日在北京被捕，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难道恽代英不知道吗?此时写一明信片，是寄往何处呢?9月17日恽代英又有致仲甫信。陈独秀是9月16日下午4时释放的。出狱后也并未获得人身的完全自由。[27]恽代英在陈独秀出狱第二天就给他写信，日记中又没有透露一句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不是写给陈独秀的，这需要进行考证，才能澄清事实。
如果以上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两天的日记：8月30日，星期六，“与聘三、仲甫、育群闲谈。”[28]9月3日“上鹤楼，遇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徘徊久之。” [29]先看30日的日记，这天是星期六，和三位人士“闲谈”也是正常的。但没记一句闲谈的内容。这显然对恽代英没有多大印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话却不是这样，毛泽东回忆十几年前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30]1919年8月30日陈独秀仍在北京监狱里，不可能到武汉和人“闲谈”，这个“仲甫”有可能是“仲清”之误。9月3日，恽在黄鹤楼又遇见了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并“徘徊久之”。前几天是“闲谈”，这次是“遇见”。从时间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从陈独秀当时的威望看，他也不可能排在第四位。所以，这个“仲甫”也有可能仍是“仲清”之误。希望《恽代英日记》再版时，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以免以讹传讹。三、 陈独秀对恽代英的信任、教育
恽代英写了一篇长文《未来之梦》，发表在1920年10月出版的《互助》第一期。在文中提出靠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31]从全文来看，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此文发表后，引起陈独秀和朋友们的重视。陈独秀在复张东荪的信中写道：“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代英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32]陈独秀的批评是很起作用的，因为“陈独秀是恽代英的师友，也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他对工读互助团认识的觉醒和对《未来之梦》的批评，使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受到极大的震动。”[33]第二年6月初，恽代英还收到了在北京学习的林育南诚恳批评《未来之梦》的信。[34]刘仁静也从北京给恽代英写信，批评了他空想的“社会主义天国”。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恽代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后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他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篇《未来之梦》，大发其狂热，……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象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35]1921年7月16至21日，恽代英主持成立了共存社，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他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共存社是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经过“五四”前后的战斗历程，恽代英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年下半年，经陈独秀介绍，恽代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2月文华人学电请陈独秀作学术讲演。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陈独秀在武汉只有4天时间。这4天里陈独秀和恽代英是否见过面，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在汉期间曾多次会见恽代英”。[36]胡治熙和恽代英“有姻亲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对恽代英是很熟悉的。他在《缅怀恽师》一文中写道：“据李伯刚说，陈独秀曾请代英长谈过一次，却未谈妥什么。”[37]由于陈独秀和恽代英见过面，对恽代英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他懂德文、英文等，于是请他翻译考茨基早期著作《阶级争斗》。《缅怀恽师》写道：“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并交邮寄来考茨基早期著作《Class Struggle》的英文译本给代英。代英中、英文俱佳，译完以《阶级争斗》作为书名，交由尚志学会出版发行。”[38]此书作为新青年出版社“新青年丛书”于1921年1月初版，1926年10月再版。此书对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毛泽东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同样，《阶级争斗》对恽代英自己和利群书社的许多成员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独秀在武汉高校讲演，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国民新闻报》2月7日发表了《陈独秀来鄂后之学界》，作了详细报道。据当地报纸记载，陈独秀于5日下午3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陈独秀在文华大学还讲了《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恽代英“因事没有去听。后来当他听说陈独秀讲的是白话文的问题时，他说：‘我以为陈独秀要讲中国革命问题，原来是讲白话文!’”[39]前几次讲的那些内容是不会叫恽代英失望的。讲“社会改造”，实际也是革命问题。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方法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的时候，“不过心里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40]
四、 恽代英赞扬陈独秀的革命业绩
早在1917年9月青年毛泽东说过：“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41]1919年五四运动时，毛泽东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陈独秀“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42]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3]毛泽东在讲这段话时，陈独秀在四川正处于贫病交困中，两个月后就去世了。毛泽东当时很明确地说，“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宣传呢?就是“将来”，其意是说中国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以后。到那时，编写中国历史，要宣传陈独秀，要讲他的功劳。在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实际就有人宣传陈独秀，在编写民族革命史就讲到陈独秀的功劳。这个人就是恽代英。1926年，恽代英在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所讲的是80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从反清复明运动到鸦片战争讲起，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及辛亥革命运动，又讲到五四运动。
恽代英讲道：“民国八年大战告终，遂促成了五四的大运动。这次五四运动与国民党无关系，当时的领导者为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之二人。陈独秀在彼时，尚未组织共产党，不过他眼光锐敏，主张激烈。胡适之是美国留学生，受美国反日的影响不小。他两人在北京努力鼓吹，到五月四日，遂发生了北大学生二三千人巡行示威，殴打章宗祥，焚毁曹汝霖住宅的事。各省爱国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不久便成功了全国的普遍运动。……陈独秀、胡适之二人，又主张将文言改为白话，反对旧礼教旧风俗，把古书加以严格的批评，故五四运动，不独使民气日长，人民思想也日益发达起来，于是白话诗文，渐渐流行了，男女的社交也公开了，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大的变动，一班老学究，虽然拚命反对，然而各地青年，都热烈的拥护陈胡二氏的主张。”[44]恽代英肯定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和毛泽东后来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一致的。恽代英赞扬了陈独秀“眼光锐敏，主张激烈”。称赞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人们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各地青年都热烈的拥护陈胡二氏的主张。”
恽代英接着讲道：“五四运动以后……到了民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45]恽代英充分肯定陈独秀在宣传十月革命、组织共产党方面的作用。建立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陈独秀的功绩是应彪炳千古的。恽代英还进一步分析了陈独秀所以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的原因：“陈独秀先生，所以能够这样，不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勇敢，亦因为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各种失败，叫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有必须新辟—个途径之必要。” [46]恽代英充分肯定陈独秀在搞农民运动、统一战线方面所起的作用：“自从‘二七’失败之后，陈独秀先生等，觉得单做工人运动，实在还是不够，必须兼做农民运动，并联合各阶级，努力于国民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他们希望国民党改良，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工作，常在《向导》周报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47]
大革命失败前4个月，即1927年3月15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由国光书店出版，进一步扩大这本书的影响。 五、 恽代英陈独秀共同参加中共五大
大革命失败前召开的中共五大，恽代英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唯一的一次。陈独秀作为上届中央总书记，也必然参加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出席了4次，这和毛泽东相同。1928年召开中共六大时，代表多数是中央指定的，陈独秀作为特邀代表，但他拒绝参加。恽代英、毛泽东等不是代表，未能出席中共六大。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委员。他们除了在大会上见面外，还有一次见面。许德珩在回忆时说：“我到武汉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一天下午代英等老友约我到汉口普海春饭馆吃饭，由陈昌浩同志用马车来接我。我那一天见到了许多熟人。陈独秀看见我，指着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次聚会共有四桌人，我与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张国焘等坐在—桌。蔡和森同志问我准备在什么地方工作，代英马上接着说：‘已经安排好了，在我这里(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陈独秀与蔡和森同时说：‘好!好!’席间，故友相聚，畅谈甚欢。”[48]这次见面，有可能是恽代英和陈独秀最后一面。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提出了辞职。陈独秀躲藏起来，几乎与世隔绝。恽代英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到江西九江准备南昌暴动。起义爆发时，陈独秀并不知道。
1929年陈独秀被中央开除出党，1930年5月恽代英不幸被捕，1931年4月英勇就义。一年后，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
这两位革命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两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不变，为共产主义事业，一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在中国人的心中树起了丰碑，人民永远怀念他们，永远纪念他们。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进入了初级阶段，并正逐步进入小康社会。在恽代英诞辰111周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创刊91周年之际，我们纪念这两位革命家，缅怀他们的革命精神，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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