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美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虽无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军事扩张，但基本上坚持了不承认主义的传统和赫尔两次讲活的精神，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日本行为、不承认日本侵略所得的态度。而与国务院相比，格鲁希望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主张更谨慎地避免美国与日本产生摩擦冲突，更重视调停中日冲突的机会。
二、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及设想
那么，格鲁政策建议的动机是什么?不可否认，在各种外界压力下导致其倾向于妥协的必然性因素的确存在。格鲁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美国在华利益不可能也不值得使政府去冒与日本战争的风险，但包括公开道德谴责在内的国际和平机制不可能阻止日本的扩张。中日两国问的争端具有必然性。日本与中国目前在华北的冲突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必然结果。日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在华北建立完全的统治，或者准备最后退出满洲”。而中国也“不得不应对日本的挑战”。而且，公开的道德声明也无法影响到日本民众。
不仅如此，公开的反对日本反而会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实际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甚至因而诱发美日战争。一方面，“日本民族，可能比大多数民族，更能长久地感念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其它国家的友好，同时也更能长久地记恨不友好”。“他们仍然时常记得并且谈论我们在1923年大地震时的友谊，他们也时常记得排日法案和我们在满洲事件中的言行。”这样，日本将很可能进一步侵犯美国在华权益，并导致更强硬好战的内阁上台。另一方面，美国公众虽然爱好和平，但同时也是容易被激怒的民族。“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还不要像‘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满可以一夜之间就引起弥天大祸”。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制止日本，那么“努力通过外交方式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存在，而不直接插手中日冲突”就成为其逻辑上的必然选择。然而，根据格鲁电报和日记中的陈述，他的主张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现实的产物，而是想既承认事实，又创造出美国的最大利益。在格鲁的设想里，美国并非处于依赖于日本的友好来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屈辱地位，而是正好相反。
格鲁一再强调，保持消极的姿态并非放弃美国政府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主张。“我从没有任何一刻倡议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美国利益或者抛弃美国的政策、法律和我们作为缔约国的条约，以购买日本的善意。……我们建议的中心不是关于原则或者政策或者态度，而只是方法;不是已经采用的方法——那是我们衷心赞成的——而是可能在未来采用的方法。”所谓已经采用的方法，即赫尔在七八月问的两次讲话。也就是说，如果仅以阐述自身原则主张的方式间接地表明美国对日本的不同意态度，而不是英国所采取的鲁莽方式，就能即使日本“明了美国舆论反对日本在华的行动”和“强烈抗议由于日本的行动造成的美国利益的损失”，又不至于激化局势。
更重要的是，格鲁认为，日本终将陷入困境而需要回头。在他看来，存在一个可能的和平机会，即战争陷入僵局或者日本取得局部军事胜利以后，此时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不愿再战：首先，日本的最大假想敌始终是苏联。如果在中国陷入持久战，将会把侧翼完全暴露给苏联;也削弱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也给苏联以更充分的备战时间。“日苏亲善是一个时代错误。……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立”，“他们必须守住已得之地。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细长……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相应被削弱之后，苏俄会怎么样?据我看，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其次，日本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来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如果蒋介石政权垮台，日本将要么面临一个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要么面临一个取代了国民政府的亲苏的中国政府。“我们相信有一个时机将会到来，美国将感到需要劝说交战双方，以防止中国可能陷入混乱。在目前共产主义的潮流下，这种混乱是很可能出现的。”再次，日本无力承担在华军事开支。游击战将使H本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看来日本人对在几个月内取得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信心十足。他们似乎无法停下米考虑在战场上的多次胜利和可能实际上将中国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整体摧毁以后，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怀疑他们是否考虑过这些因素的影响：近乎永无休止的游击战，日本在华工商业利益丧失殆尽，可能逐渐耗竭日本国库的巨额的财政支出和其它负担……可以想象日本战后将在威望和力量上大打折扣”。“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军费即追加四亿日元，战事若扩大，军费自必扶摇直上，这就必定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实的论据。”
正是由于以上的形势判断，格鲁认为：“我们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应错过的机会。当美国为结束冲突而行动的时机到来，如果日本相信我们的好意和公正，她将更愿意听从我们的建议。”也就是说，格鲁认为日本在未来必将陷入困境，这正好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实际力量介入而最终影响远东国际格局的一个支点。美国可以作为中间人从中取利。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既避免刺激双方，赢得日本的友谊，保证远东实际利益不受侵害，保持未来作为调停人的可能;又在口头上继续坚持不承认主义，不放弃原则。在时机成熟以后，帮助陷入困境的双方实现和解，从而既维持甚至赢得了两国的友谊，又通过对战后的和平格局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原则。这样，也就可以在未来同时保证美日关系、美国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反之，如果美国此时改变静观政策，而公开谴责日本，就会“在日本民众中制造新的敌意来损害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和未来可能的在和平工作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