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格鲁作为美国驻日大使，也很清楚本国政府自“不承认主义”以来的原则立场。从1933至1937年，美国政府对日本向中国逐步渗透扩张采取了中立静观的政策，但从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所得，不放弃九国公约、巴黎和平公约所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在政府的原则与日本的扩张主义中达成妥协，寻找能够同时保证美日关系、美国在华实际利益和美国坚持的各项原则的机会，而中国抗战初期的远东形势就给格鲁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要求的妥协方案。

1937年格鲁主张消极的远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时中日冲突走向的估计，源于一种依靠外交技巧和便利的国际形势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妥协的机会主义设想。这种设想不仅是孤立主义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内外压力下被动接受的产物，而且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主动性赋予了格鲁在道义上的正当感。在他眼里，积极利用形势寻求“建设性的妥协”并非面对压力无原则的退让。正相反，它反而意味着忠于职守、维护职业自豪感和信仰人类智慧与文明。这一思路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远东政策的一翼，与以史汀生、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一道共同构成了美国远东外交决策选择的大致范围。关于中国抗战初期格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评析

[论文关键词]格鲁;温和派;动机;远东形势设想

[论文摘要]1937年7月至12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力主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这种主张并非是一味的消极退让的产物，而与格鲁对远东形势发展的预估和设想有很大关联。在他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外交技巧，就可能同时兼顾美日关系、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和其所坚持的原则，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格鲁的外交观和他对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人士在远东外交问题上的一种思路。

格鲁(Joseph C.Grew)作为1932～1942年的美国驻日大使，是美国内部温和派的典型代表。在1937年7月至12月问，他力主对日缓和，避免过分刺激日本，因而其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与国务院的实际政策有所不同。他为什么认为不仅对日绥靖是必要的，而且相信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

一、中国抗战爆发初期格鲁与国务院的政策分歧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美国政府首先采取了中立、静观其变的消极姿态，主要以道义劝说的方式阐发自己对国际关系原则的主张，鼓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和平。国务卿赫尔在7月16日、8月23日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倡导“国家和国际间的自我约束，各国不以武力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和平的谈判协商中来调整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同时几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与美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格鲁对此时国务院的做法大为赞赏，认为华盛顿的政策“与他完全一致”，“政府正在非常聪明地玩牌，或捏牌不放”。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格鲁与国务院在是否继续坚持上述中立静观的消极立场上出现分歧。美国国务院决定更主动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政策由道义劝说转向道德谴责，不再刻意回避战争责任问题，而是更加积极地批评日本的侵略。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在教育国内民众谨防孤立主义的危险的同时，也提出非交战国以贸易手段隔离侵略国家的设想;10月6日，国务院发表声明，响应国联做出的公开谴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报告，并在此后倡导并参加了《几国公约》成员国组成的布鲁塞尔会议。而格鲁则提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三大原则：不卷入;尽量保护美国在华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在完全中立的态度下保持与交战双方的友好关系。也就是主张只专注于保护美国在华实际利益而不积极介入中日冲突。他对政府的转向感到极为震惊和沮丧，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日本，“今天我感觉我用心建筑的城堡在耳边轰然倒塌”。

美国政府还必须对是否对中日战争援引中立法做出选择。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在远东的冲突，强烈要求立刻援引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双方运送武器和战略物资，给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立法问题始终有“24小时内随时变动”的可能。9月6日，国务卿赫尔向格鲁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发电，就援引中立法可能在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咨询他们的意见。格鲁认为，中立法的实施在短时间内不会对日本造成实际的危害，反而表明了美国不卷入的态度;随着日本海军加强对中国海岸的封锁，继续对华贸易将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因此建议援引中立法。而詹森则警告说，援引中立法将激起中国政府的愤恨，给在华美国人带来危险。美国政府几经权衡，最终仍然坚持与中日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而不援引中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