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和观念的传人，促使先进的士大夫开始摆脱“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狄夷”的传统世界地理观，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人也并非古之夷狄，开始承认西方文明。这些世界史地著作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财政、商务、军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描绘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此时，中国士大夫所看到的西方文化，已经不再是利玛窦等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中世纪文化，而是高度发展了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这些文明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坚船利炮”练兵制器的技艺、“天文算术”的自然科学、“以商贾为本计”的经济制度、“凡事会议而后行”的政治制度等西方近代文明”。

鸦片战争后，先进士人率先意识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严峻形势，并影响到中国的民族生存。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隐含着承认西方近代文明所长，承认自己所短，而且这实际上是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夷分立秩序，开始平等地看待外国和正确认识本国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世界观走向崩溃。于是，以此为起点，中国近代士大夫开始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关注民族存亡，图谋中国富强的远策。在他们的影响下，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刊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谈及坚船利炮的有66人之多，一二十年间编写的有关枪炮火药制造和火器攻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22种之多。

此外，这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颇感兴趣。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最早注意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同时，也概略地提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随后《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不仅远溯西土“声名文物之邦”的亚德纳斯国(即雅典)，还扩及欧美数十国，涉及总统选举、议会设置、司法程序、宪法条款以及三权分立等内容。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几乎是以相同的言词对之进行赞美。魏源称赞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章程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畲则更以赞叹的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占今未有之局”的奇事。虽然他们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三代之治的角度上来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但至少已经流露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朦胧向往。

总之，近代世界观的传人，把束缚人们的传统“天下”世界观网罗撕开了一个缺口，有助于拓展国人的视野，开阔他们的思路，促使他们摆脱华夷对立意识的束缚，从而一定程度上把固有的“天下”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促使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但总体观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近代世界观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这时期，士大夫阶层及其他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很肤浅，严重影响了其“睁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有了对外部世界的史地认识，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但中国的士大夫依然固守文化上的传统世界观，其内心深处的华夷对峙的情节依然没有消解。翻阅鸦片战争时期这些先进士人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西方文明看作足与华夏文明对等的文明体系，也没有视西方国家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意识仍根植于他们的文化思想。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七十四卷《释五大洲》中，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了考辨，他先是否定西方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世界分为四大洲，接着又论证了在这四大洲中，亚洲是最优越的，最后又论证了中国在亚洲是最优越的，从而得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它民族和国家的说法。无独有偶，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第一卷中，仍标榜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并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先进上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依然受传统华夷观念的潜在影响。由此，对中国外部世界仍然仍冠以“海国”、“瀛环”、“四裔”之类的华夷观念下的老名称，对西方先进科技还是附以“百工技巧”、“艺技”、“奇器”等称谓。传统世界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这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基本局限于对世界史地的描述上，而未能更深入地对西方文明进行分析和探察，也就不是以从整体上改变国人对“天下”、“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后，中国朝野上下又回复到往日的苟且状态中去了，极力避免谈论“西洋”事情。对此，林则徐不无讥讽地说，“大有雨过忘霄之意。”此时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在国内的流传和影响也十分有限。《海国图志》问世后未能及时得到社会认同而广为传播，更遭到清政府的无端扑议。据有人推测，在战后20年间五次印刷，仅印了1000册左右;而《瀛环志略》则只在1850年承印过一次，还被时人指责、诋毁“颇张大英夷”。直到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著作才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并流行起米。

近代中国整体性世界观的滞后，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损火，致使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异常沉重。鸦片战争后，晚清统治者、其他一般士大夫和大多数中国人更是沉浸于传统的世界文化观，仍停留在华夷分立的世界里，难以自拔。鸦片战争后，从华夷观念出发，清王朝仍坚持其传统的制夷策。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纷纷前来要挟，企图从中分一杯羹。道光帝从华夷观念出发，坚持实行“持平”外交;在随即签订的一系列《南京条约》附属条约中，清朝官员也是站在从天朝朝贡体制的立场，结果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和巨大损失。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才有所改变。随着中国的惨败和西方东渐的进一步深化。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才明显意识到世界一体化的存在，认识到近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