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宗族势力外，乡里士绅和父老阶层也参与调解各种纠纷。他们或是拥有一般民众所没有的学识，或是因功名和出仕而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势与特权，或是因其品德高尚而拥有崇高的威望，从而使其对乡村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调解乡村纠纷往往可以成功。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宋代“官僚绅士的势力还没有渗入农村社会，农村的行政操在富裕农民手里，他们被任命为正规的公务员，来管理征税、民团组织和保甲制体系等工作”(13)。魏斐德认为农村行政掌握在由富裕农民出任的“正规的公务员”(实际上就是乡村职役人)手里，这一认识没有问题，但其关于宋代官僚绅士的势力还没有渗入农村社会的观点尚需斟酌。通过下文对士绅在调解乡村纠纷中的作用的叙述，就会发现士绅在宋代乡村社会中已有较大影响。

乡里士绅权威的来源各不相同，有的因救济乡里贫穷而拥有较高威望。乾德人欧庆曾任县令，“为吏廉贫，宗族之孤幼者皆养于家。居乡里，有讼者多就君决曲直，得一言，遂不复争”(14)。巨野人张鼎家“饶于财而奉养薄”，“至赒人之急，则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满堂，尝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岁凶，出粟数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计，为人宽厚坦夷，喜读书，乐善而好信。乡人有争者，至就平曲直，劝譬而去，无不满意”(15)。长沙人谭章居乡六十余年，乐于资助士人，周济穷困，“所施之博，至不可胜计”，“邻里之讼，有不能决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16)。成都人刘革好施舍，“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匄貣，无戚疏高下，皆实而归”，民众“有争阋，不到官府，惟府君曲直，则钍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