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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荀悦政治思想浅论

201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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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荀悦政治思想浅论

论文关键词:荀悦; 政治思想; 六主; 六臣

论文摘要: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148-209年),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著有编年体西汉皇朝史《汉纪》及政论著作《申鉴》。两部书的留存,使我们得以窥见荀悦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其中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对于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构成了荀悦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 “六主”“六臣”的价值判断

西汉昭帝嗣后无子,霍光等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但“贺即位,以行淫乱”,(魏相丙吉传)① 霍光等遂请皇太后下诏废去刘贺,由此引发了荀悦关于“六主”、“六臣”的论述。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在这些标准下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品类君臣产生的原因。

(一) “六主”、“六臣”——君臣品类的划分

荀悦划分、品评君主类别的标准是能否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以这些标准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主对政事的影响。在他看来,因为“王主”能够“为人”,所以可以“致兴平”;“治主”能够“从义”,所以“能行其政”;存主“先公而后私立”,则“能保其国”。而哀主、危主、亡主则恰恰因为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而与前三者的结局大不一样,“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业,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②(孝昭皇帝纪) 王主、治主、存主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三种类型,哀主、危主、亡主是另一个层次的三种类型。前者可以使社稷存而不亡,后者则使社稷由“殆而危”以致走向灭亡。从史学家来说,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理解,才能提出这样的区别,这是荀悦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以荀悦“六主”的标准来看,他把西汉皇朝各代皇帝的评价都包括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他看来,即使是高祖、文帝、武帝、宣帝这四位皇帝,也没有一个够资格进入“王主”行列。汉文帝因为“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大概可称“治主”;汉宣帝则因勤于政事,可称“存主”;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因“奢侈无限”,恐怕只能列入“危主”的行列了。

荀悦对臣的品类的划分,是按照各类臣在实际的政事运行中,对君的种种举措所作出的不同反映。王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 具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惟利是务”。如同荀悦在《汉纪》中对西汉各代皇帝有所评论一样,《汉纪》中同样有荀悦对西汉各代大臣的品评。周勃、陈平、王陵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建功出力,但荀悦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稍有差异。“及(吕后)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②(高后纪)王陵谨遵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盟誓,周、陈二人则对于吕后大封诸吕,皆曰“无所不可”①(张陈王周传) 较之周、陈二人,对王陵的评价明显更高。如果以荀悦的“六臣”标准来衡量,王陵因直言敢谏可入“直臣”行列,而陈平、周勃则因顺遂吕后心意,恐怕就要入“嬖臣”行列了。

(二) “二难”、“二罪”——君臣品类不同的原因

荀悦在对君臣品类做出划分后,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 ③(《杂言上》)

荀悦关于君臣“二难”、“二罪”的分析,是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荀悦在分析王主、治主、存主少而哀主、危主、亡主多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君主拥有至高的权力,个人的行径往往不受约束,这使得他们沉于安逸享乐,陷于谄谀之词,放纵自己的情欲,“然迹观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乱亡。何则?况于宴安,诱于谄导,放于情欲,不思之咎也。仁远乎哉?存之则至。” “存之则至”表明,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③(杂言上) 现实中的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