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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 毛泽东;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

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深刻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指明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大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中无不阐发和贯穿了一条和谐思想的线索，尤其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站在哲学高度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构成、发生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谐的一面，且相伴相生，互相转化，但始终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事物能否达到协调、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关键要看事物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统一性谁占主导地位。若能克服斗争性使统一性占主导地位，就能保持和促进事物得到和谐、平稳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即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调适各种关系、协调各个方面、衔接各个过程，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健康运转之中。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在复杂形势下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大节不失、原则灵活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从而消除了各种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不良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保持了抗战时期国内的统一和谐与一致对外。

其四，在巩固和发展国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法、美援助的策略，并始终坚持亲苏、联苏政策，突出在与各国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助我者友之”的和平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和平、和谐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上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援华运动。因此，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使敌人陷于孤立和包围之中，重要的是既为我们争取了外援，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目标，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维护国内团结和发挥全民抗日积极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谋求国内外和平与追求普遍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的阐发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