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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开皇年间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开皇三年;隋文帝;《隋史新探》

论文摘要：在《隋史新探》一书中，金宝祥先生等人引用了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文帝发布的一道诏书，引文是“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开皇初年“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己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这道诏书载干《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从中可以看出隋文帝发布此诏是基于隋朝与突厥历时多年的战争。将诏书发布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金宝祥先生等人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金宝祥先生等人为了论证“炀帝对高丽决战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以高丽为首的北方草原强大弧形包围”的观点，在《隋史新探》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的第一部分专门论述了隋朝“对高丽决战的历史条件”，其中引用了《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记载的隋文帝发布的一道诏书中的几句话，并据此而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开皇初，隋文帝曾发布了一道很值得人们重视的诏书，其中曰：“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从文帝所谓“东夷”对隋的“私仇”，“西戎”对隋的“宿怨”，契丹、突厥等对隋的“切齿磨牙”与伺机进犯的情况分析，当时的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已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

仅从引文的字面来理解，金宝祥先生等人对所引史料的分析论证似乎没有不妥之处。如果从隋文帝发布诏书的背景出发，将诏书的内涵作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金先生等人对诏书原文的引用及由此而阐发的观点，似乎存在有断章取义之嫌。本文拟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一点儿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道诏书发布的背景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发布这道诏书的时间是开皇三年(583)四月。《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将诏书发布的背景作了简要叙述：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治所在令辽宁省朝阳市)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在今河北省抚宁县境内)。上郲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上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肃省的中西部)，兰州总管叱李长又守临洮(治所在今甘肃省岷县)，上柱国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长儒据周槃(地址不详，马长寿先生认为周榘在隋宏化县界内)，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又名木硖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南，扼陇山之口)、石门(在今宁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须弥山)两道来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安定(今甘肃省泾川)、金城(令甘肃省兰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县)、弘化(治所在今内蒙古鸟审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六畜成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显然，隋文帝下达的这道诏书，是基于隋朝与突厥之间已进行多年的战争。

突厥是北魏时期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杆可汗在位时逐步强大起来，“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到陀钵可汗在位时，突厥已拥有兵马数十万，对处于对峙状态的北齐、北周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增加与对手抗衡的筹码，周、齐统治者争相“交结突厥，以为外援”。他们交结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亲与输送大量财物。“朝廷(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来，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周齐的做法，使突厥统治者益发骄横，更加轻视中原人民。每当突厥南侵之时，周、齐两国为保存实力均采取避战态度。开皇初年，隋将李充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隋文帝维护中原人民利益的强硬政策，使突厥贵族极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隋朝与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动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营州刺史高宝宁再次联合，开始对隋朝西部、北部边境大举进犯。面对突厥的强大攻势，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于开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击突厥入侵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调遣“凉州总管孤独罗、元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兵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隋文帝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各军的指挥。四月初，“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使隋军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和外交努力，到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项准备，于是隋文帝发布这道诏书激励各军将士对突厥进行决战。

二、金先生等人的引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从开皇初年隋朝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东夷诸国，尽挟私仇”指的是突厥与他们之间的恩怨，而不是隋朝。

按照《隋书》的记载，隋代的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靺鞨等民族。新罗与隋朝交往始于“开皇十四年(594)”，百济、靺鞨虽然与中原隋朝早有来往，但因山河悬隔，相距遥远，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相关史书中也没有这些民族在开皇初年与隋朝交恶的记载。隋文帝建国之始，他们相继进入中原朝贺，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赏赐。隋文帝建国初年，隋朝与新罗、百济、靺鞨等民族并无明显的恩怨之争。与中原接壤的高丽民族，自汉朝起就与中原历代王朝联系密切。从北魏到北周以及隋朝初年这段历史时期，高丽人基本上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友好往来。“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高丽与隋朝的关系紧张大概始于开皇九年前后，“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武力冲突是开皇十八年以后才爆发的。这道诏书中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隋文帝讲述了“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突厥与东夷诸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