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农民以布换米，这米大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粮。“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10)而杨伦在诗中则更直接指明无锡的客米来自湖广地区：“稻花齐放绿盈畴，盼到登场始解忧。更愿上流湖广熟，十分年岁喜丰收。”(11)清代的无锡农民在为自己庄稼操心的同时，竟还会为千里之外的湖广地区能够喜获丰收而祈祷，这倒不是无锡人天生有特别超前的商品经济意识，而是那里的粮食生产确实已与无锡布码头的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缘故——当时无锡人吃的大都是湖广米——这也是实践出真知的一个例证。

此外，那时布行巷附近还出现了一个江阴巷，那是江阴棉花商人店铺麇集的地方，它与布行巷一样，是无锡布码头商品经济大潮在地名方面留下的痕迹。

第三，产品有特色，有稳定的市场。严格地说，棉手工纺织业原先并不是无锡的优势，松江等地的棉手工纺织业优势远比无锡突出，所产的紫花布轻细柔软，质量远超英国用机器生产制造的棉布，“无论质地和成本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12)是当时英国伦敦绅士做衬衣的时尚布料，这种布每年大量出口，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无锡棉布则明智地不在轻细方面与松江布竞一日之长短，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开创自己的特色：“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13)无锡布结实耐穿耐洗，对于“不知纺织为何事”(14)的欠发达地区人民来讲，是最好的衣料，因而备受欢迎。当时长江以北的淮、扬、高、宝等地成为无锡布码头的可靠产品市场。这种在产品竞争中讲究扬长避短、适销对路的积极做法所体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无疑对于现代人发展经济仍有启迪意义。

第四，无锡交通便利，商业地理位置优越。无锡城不仅位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旁，而且北门外的一段运河原为芙蓉湖的一部分，河面宽阔，能够容纳大批大吨位的货船停泊，外地来的棉花船、米船可以直达无锡城下，具有大运河中转性港口的优势。无锡自身境内河道密布，联系乡间各市镇方便快捷，还与松江府、苏州府及常州府其他各县相连结，物流畅通，货物停滞时间短、周转快，从而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无锡进行各种商业活动，使得无锡布码头有条件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

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密切相关的是它的存在时间问题，即无锡布码头究竟于何时形成?又至何时结束?关于前一个问题，有无锡地方经济史专著认为：“无锡之‘布码头’从明中期以后起即逐步形成，且出现了明中期至明末无锡布市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明弘治年间陆惟悌在北门外建了长安桥，在此桥东西两侧停泊不少通江阴各乡镇以及无锡南乡各地的班船。这反映了粮食、布匹集散的逐步发展，以致尔后在此桥附近出现了布行弄和江阴巷两个土布市场。”(15)这种见解大可商榷。

首先，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看，它不可能存在于明代。明代无锡统计人口不过25—35万，(16)那时隐瞒人口情况相当严重，如以隐瞒一倍计，明代无锡实际人口可望达50-70万，而那时无锡耕地总面积却达120—150万亩，人均耕地2亩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会愿意脱离土地的羁绊，无锡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家庭手工纺织业所需的大批空闲劳动力。

其次，作为无锡布码头“心脏”的布行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明代的无锡县志中找不到它们，这两个地名始见于清代《康熙无锡县志》。检读明代《弘治无锡县志》，未见有布市的记载，直到万历年间无锡方有一个“段疋市”，地点在无锡城中“大市桥西南”(17)，这个“段疋市”，估计就是布市。不过，记载这“段疋市”的《万历无锡县志》中并没有大规模交换，大批棉布运销外地的记载，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没有相关的描述，更无“布马头”之说。显然，明代的这个“段疋市”规模不会很大，只是无锡本地的一个布匹交易场所而已，决不是清代徽商眼中的“布马头”。

所以，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形成时间不在明代，而在清代，具体地讲是在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则进入兴盛阶段，徽商关于无锡为“布马头”商业行话，引起黄卬的注意，载入著作之中。

无锡布码头何时结束?目前，由于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把布码头和无锡土布业混同看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是民国时期，但无明确年代，(18)二是1940年代。(19)笔者的意见与此相反。

笔者在清代道咸时期的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家人以纺织为业，纺车织机三四环聚室内。先生曰：‘吾课徒之所入，恒不能给一年之用，非纺织佐之，恐不继。’”(20)引文中所说的先生是安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江南副榜后仍过着清寒的教书生活。他教书的收入不够维持生计，还要靠家人纺纱织布补贴家用。这一情况从侧面说明道光年间无锡布码头还很兴盛。不过，此时的兴盛已是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它的重要经济位置就要给蚕桑业取代：无锡“开化(乡)居太湖之北，沾风气者习蚕丝之术，在清中叶不过十居一二，自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由是务蚕桑者，不独开化，几及全邑，且不独全邑而及于全郡。……市廛会计几以蚕税为大宗。按之，闾阎大利，首在农桑。”(21)

上述两段引文，一讲纺织，一讲蚕桑，时间也不一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却是能够印证对照的，我们可以据此列出无锡布码头走向尾声的时间表。

在乾嘉时期的清代中期，即布码头经济正盛时，无锡育蚕的农家在开化乡只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蚕桑还是很冷落的生产项目，但“自通商互市后”情况就渐渐变化了。这所谓的“通商互市”就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通商口岸大开，洋货倾销，洋纱洋布从此开始冲击我国的棉手工纺织业，加之，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度后，在各地设卡收税，商路大为受阻，使得无锡布码头渐呈颓势。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战争和清军野蛮的烧杀，无锡人口由100万锐减至40—45万，同时无锡自耕农、半自耕农急剧增多，大批劳动力回归土地，布码头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蚕桑生产则受到外国资本掠夺生丝原料活动的刺激而勃兴起来，非但整个开化乡，而且整个无锡，大多数农户把劳动力转移到“务蚕桑”方面，蚕桑业取代了以往棉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经济位置，“闾阎大利，首在农桑”了。

因此，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在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1863年以后)，就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此后到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无锡出现了土布业，但从当时看，土布业并不是无锡的“强项”，以土布业出名的地方有很多，且土布业仅是无锡的一个行业而已，与昔日布码头城乡人民“皆未尝废织”(22)的大开大阖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土布业的构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作坊和工厂，而无锡布码头仅仅是封建社会末期发达的商品流通和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结合体而已。研究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探知无锡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化过程。这需专文加以讨论，本文不再展开。

无锡历史上著名的庙会文化的兴起，背后有强大的布码头经济支撑。此时无锡城乡发展迅速，真正成为“东南巨邑”。布码头蕴含的开拓、创新精神，对无锡以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无锡布码头崛起于封建社会末期，前后存在近200年的时间，震撼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荡涤着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它对于无锡的影响是深刻和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