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东南是浩瀚的大海，西部是连绵的山脉和高原，高山与大海之间广阔的平原被两条奔腾的大河分割开来，她们都发源于西部的青藏高原，更有数不清的湖泊和蓊郁的林莽，由于地理位置处在温带，肥沃的土地养育了广大地域上世代中国人民，他们史前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距今70~23万年)，在长江、黄河两岸很早就发祥了文明群落，中国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另说为六千年)。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一般说来，哲学不大能产生在过于寒冷和炎热的地区，因为气候发生的融合也还是有主次之分的，正像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与西方逻辑还原论科学的关系是道与器的关系，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中心论者看来终究还是体与用的关系，这不仅来自于吾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而且还来自我们对中国文明本身的优越性的理性分析。
中国道德形而上学与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是相互联系着的。宇宙的有机性也就是宇宙的人格性，而人格性也是宇宙的整体性，所以结合印度哲学，中国哲学把人看作“小宇宙”，而把外在于人的宇宙视为“大宇宙”，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天-宇宙是一个“大我”即人格，这个大我的天的人格性是我的人格性的本原，“道成肉身”在中国哲学的意义是——宇宙历史蕴涵的历史理性成就了人类。但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在基督教则显示出强烈的激进主义，“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在人间有了自己的独生子，他就是救世主耶酥基督。于是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世界观自然地发问，耶酥是人呢还是神呢?西方基督教哲学为此也经历了漫长的思考和争论，结果是耶酥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样就把耶酥提升到了上帝一样的高度，上帝曾在人间说话，而且是希伯莱语，他被他的同胞所杀，然后复活，升天;他创造了一切，可他有一位圣灵感孕的母亲。——这里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是很多的，基督教能在欧洲广泛传播，可看出基督教哲学所折射出的欧洲人的这种“理性的狂热”精神的非理性。我们说，上帝存在——这个判断是人类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天才领悟，只有人类能放眼宇宙历史并在宇宙历史目的性中“看”出人格性、道德律来，而低等动物都是唯物主义者，它们不能理解到超越它们自身眼光的任何非形体的东西，但是上帝存在是否要鲜明到他要以一个具体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行走呢?中国人也认为最高存在者天-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在这种意义，人类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但不能再在这神迹之上加上神迹了，中国人的质朴天性使他们对自称神明的人也抱以宽容的微笑来认可，但他们内心是从来不相信神明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的。在中国，有一副人的面孔的形象的神都是在神话中，而不可能在历史或现实中——等于他们不相信神以人的形象出现在现实历史中，当他们指着“老天爷”发誓，是指理想中的无限正义，即暗合中国哲学的天道理念。
所以，宇宙历史的人格性的具体表现只能在于他创造了精神者人(以及人对宇宙历史理性的合目的性的总体观察后的形而上学领悟)，神不可能以具体的形象在时空中出现。如果上帝在时空中，那么就意味着上帝的有限性，他就不可能创造宇宙。或者有人说，上帝无处不在，他为什么不能在时空中呢?我们说，“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物理学的意义，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说某存在者某时间在某地方，这是物理学意义的在，我们可以建立四维时空坐标标明其位置;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比如说“我的灵魂存在”——这个判断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我”的灵魂不在，“我”就无法说明“我”看见了世界，但是这里的在——“我的灵魂存在”的“在”——却不是物理学意义的在，而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在，即我们任何人说“我的灵魂存在”并非指时空中的存在，“我”的灵魂是没有形体的，你画一个四维时空坐标无法标志出灵魂的位置。你说“我的灵魂在大脑里”，——这种以物理学意义的“在”运用于灵魂的存在的判断是错误的，你的大脑里肯定是没有灵魂的，只能说大脑使你意识到灵魂与大脑物质结构能相关联——灵魂不能证明自己能够脱离大脑结构而存在，因此在物理学意义上，灵魂是不在时空中存在的。
上帝也不在时空中，说“上帝存在”绝不是说上帝存在于世界的某处。上帝的存在的意义只能是形而上学之意义的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物理学的存在意义，如果你说上帝在世界中——这里的意义也只是在物理学意义之外-之上的形而上学意义(就像我们常比喻地说——我的灵魂寄居在我的身体里)，而不能物理学意义地说上帝在某个地方。我们根据“在”的两种意义分析，那种说上帝曾出没在以色列的地方，在时空存在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上帝以不在(物理学意义的在)宇宙中的方式存在(形而上学意义的在)于宇宙中任何地方——正像你可以说上帝在人们的心灵中，那么耶酥的存在也就只能是一种寓言性的比喻了——上帝存在于我们心灵中以及蕴涵于宇宙历史性中的比喻。
所以说我们在汉语中使用“上帝”词语是借鉴了基督教语言的中国现代语言对中国古代“天道”词语的翻译[2]，即吾人所谓的“上帝”是“天道”即宇宙灵魂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的物质材料建立的教堂中向着上帝祈祷，但这个上帝已经从欧洲基督教哲学理念翻译成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最高理念即天道的上帝了。你说，你这是对基督教上帝的亵渎，真正的信仰只能来自于《圣经》;我们说，是上帝启发以色列人写出《圣经》，上帝还启发中国的圣人写出《论语》，启发印度人的觉者写出佛经，启发阿拉伯人的先知写出《古兰经》，人既然都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他们所有的文明的在传播他们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文明的毁灭;近代德国与日本的崛起给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而在苏联与美国作为两极大国的冷战时代，其核威慑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恐怖令世界人民记忆犹新。
单纯经济的崛起与中华民族文明性格格格不入，通过我如上的分析以及对目前中国与世界的深入观察，吾人不难领会，发扬中国文明固有的自然的自由主义并一定程度地结合古希腊文明的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摆脱近代乌托邦集权主义的枷锁，漳显中华民族充沛的想象力和不枯竭的创造力，——这一历史的机遇已经到来。与以往的文明传播交流不同，中国儒家文明传布世界很可能超越以往文明交流之——宙斯-天鹅“强奸”利达意义，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染。从儒家文明的精神气质而论，与西方文明张扬个人主义的扩张主义相区别，儒家是“为道日损”，日损的道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内敛的道凝聚起激荡乾坤的力量不露声色地在看似被同, , 化中蔓延，而那来自西方的扩张的力量反把自己消耗在精疲力竭的扩张中，反者道之动——道的日损成就了自己最终的扩张——就像中国的领土在被征服中征服“异族”一样，“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因此我们设想，当基督教文明被中国文明全面吸收消化之时，也就是基督教“上帝”被容纳到博大的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天道”观之日。
(原载于《天益思想库》，2009年第一期)
[1] 1956年美国学者S·N·克莱默出版了《历史从苏美尔开始》罗列了素美尔人的27个第一，如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史学家，最早的法典、最早的复活故事等。见陈晓红、毛锐著《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在《诗经》和其他中国古典文献中，“上帝”有的是天帝的意义，有的是人间统治者的意义。
[3] 见朱熹《语类》卷十二：“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4] 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卷四：“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卷八：“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
[5] 见朱熹《语类》卷九：“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见陆九渊《全集》卷一《与曾宅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王守仁概括为“心外无物”。
[6] 见《论语·颜渊》孔子入齐国，齐景公召见孔子，问如何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社会保持等级秩序，不能紊乱。
[7] 见叶芝《驶向拜占庭》第二节：“An aged man is but a paltry thing/ a tattered coat upon a stick, unless/ Soul clap its hands and sing, and louder sing/ For every tatter in its mortal dress/ Nor is there singing school but studying···”。
[8] 见《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对这句话的一般解释是，一个人在有道的国家里自己很贫贱是耻辱的，在无道的国家里却富贵也是耻辱的。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个国家自称有道，而人民却贫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却拥有财富(如可掠夺获得)，也是可耻的，因此国家不贫穷又有道德才是君子国。
[9] 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10] 这是2005年年初施密特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弗朗克·希伦采访时说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