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 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文革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官逼民反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文革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文革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子掩其父”现象，有深理焉。

原二王庙大殿二郎神像右侧有句楹联，叫作“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与”此联只有二郎神当之无愧，因为二郎神就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人民，就是亿万史书不载的劳动人民的化身。千百年来，百姓对二郎的日益高涨的信仰，占压倒优势的信仰，体现了一个基本社会法则——劳工神圣，劳动者先神起来，“子掩其父”，合情合理!蜀守死了，而人民不死。人民繁衍至今，年年岁岁都修都江堰。谁能设想：今年摒退数万修河民工，一个不用?镇水万世的希望，寄托在永远年轻的象征人民的神通更加广大的二郎神身上。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至今，已过了六十一世，离万世还远。镇水万世的任务，只能依靠万世不死的永远年轻的各朝各代人民。准此，则“子掩其父”现象，将万世长存。向“善则归亲”、“善则归主”陋习挑战的现象，将万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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