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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明朝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的交流

论文关键词： 明朝 帖木儿王朝 陆上丝绸之路

论文摘要： 明朝期间，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西交流间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海上交流的频繁与开阔，原有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有着犹存的魅力。明与帖木儿帝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是15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页。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明朝与亚洲诸国交往史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明朝与东亚的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国，而对明朝与中亚诸国交往关系的研究，则很少有人涉及;同时，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点研究明朝和西亚从海路方面的交往关系，而研究双方陆路交往的也比较少。事实是，明王朝通过陆路与中亚、西亚的交往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时期，我国的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上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这方面的内容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对明朝与十四世纪的帖木儿帝国的交往，谈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十四世纪的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帝国是十四世纪中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强国。在谈明朝与其交往前，笔者先对其作简单介绍。

十三世纪初，忽必烈在争夺汗位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把辽阔无垠的窝阔台汗国的土地赐给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察合台汗的后裔。察合台后王的封地被许多拥有大片领地的封建主拥兵割据。1321年随着乜先不花的死去，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两大部分:东察合台占领今中国新疆一带，西察合台则占有阿姆河和锡尔河间的河中地带。二者互相争战不息，居住在西察合台境内的多为突厥人。此时，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也被同化于突厥族。

帖木儿的祖先是察合台汗国内的世臣世仆，得到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作为采邑。1336年，帖木儿便在此出生。帖木儿属于西察合台境内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巴鲁剌思家部落，巴鲁剌思蒙古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近亲。

在十四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东察合台汗国秃忽鲁·帖木儿父子二代企图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中，巴鲁剌思起先投靠东察合台汗国，保存了实力，继而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1370年雄才大略的帖木儿推翻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并即位为西察合台的苏丹。他利用中亚突厥游牧部落组成强大的军队，并以河中地区作为他的广袤的帝国的中心和战争的根据地，开始四处扩张，侵略邻国，同时趁呼罗珊统治者内讧之机，于1380年完全控制了河中地带和花剌子模。

帖木儿占据肥沃富庶的河中地区后，想入非非地要追踪成吉思汗的伟业，建立大帖木儿帝国。他在位三十余年间(1370—1405年)，进行了多次对外大规模的扩张。正巧当时的中亚邻近之国如伊儿汗国、印度、钦察汗国，都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就给不可一世的帖木儿的对外扩张侵略造成了有利机会。他想把首都撒马尔罕城建成世界上最美、最壮观的城市。因此，每次战争之后，他都要把战利品以及工匠、艺术家和占星家等送回都城。帖木儿野蛮的侵略战争使得各国遭受到空前的浩劫。1404年，大军齐集在从沙赫鲁黑亚到萨乌兰的锡尔河一线上，准备远征中国。但就在出发在即的时候，1405年回历8月18日，帖木儿死于讹答剌，这位战争狂魔终于停下了他的脚步。此时的帖木儿帝国的疆域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锡尔河和印度德里，北抵高加索，南临波斯湾，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二、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虽然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统一，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不少元朝的反动力量，这些残余势力或多或少对明朝的统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盘踞在大漠的北元政权对于明朝而言，更是心腹大患。明朝急需恢复和发展与中亚、西亚的交往，以此来牵制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卷《西域传》)。

在西域诸国纷纷归附的情况下，帖木儿也向明朝称臣纳贡。这种称臣纳贡尽管是迫于明朝的国威，但更多的是帖木儿的战略考虑。对帖木儿而言，明朝的武力并不是他的直接威胁，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其东边的东察合台汗国。1387年，“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又八锭”。这是一次试探性接触。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遣使哈马力丁来朝，这对帖木儿王朝造成无形的压力。1394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向明朝奉表贡马300匹，其贡表言辞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求得明皇开心，以维持与明朝的往来，是典型的藩属国向宗主国的贡表。然而，以成吉思汗继承者自居的帖木儿在取得对小亚细亚、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的胜利后，自觉羽毛丰满，力量强大，不甘心臣服于明朝并向其纳贡，遂扣留明朝使臣傅安，并派人带领傅安到处周游，借以夸耀其统治疆域的辽阔。同时，决定远征明朝以解除这个藩属关系，并声称:他要“亲来见大汗(明皇帝)，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德]细尔脱白格《游记》)。但不久帖木儿病逝于讹答剌，东侵遂寝。

至沙哈鲁统治时期，帖木儿帝国逐渐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恢复了对明的朝贡。1410年，明派指挥白阿儿析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明朝又多次派遣傅安、白阿儿析台、李达、陈诚、鲁安、郭敬、李贵等使团频频出访撒马儿罕等地，维持了双方之间的封贡关系。通过明成祖与沙合鲁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仅在永乐二十二年间(1403—1424年)，大约有二十多个外交商贸使团来自帖木儿汗国，另外，还有数十个西域使团来华访问。

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在经济上用互市贸易、厚利番商、优待贡使等做法来招抚西域诸国，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丰厚的回报是西域地方政权包括帖木儿朝乐于进贡的重要原因。但毕竟互市贸易是双向的，在西域番商、贸易使臣纷纷东来之时，亦有商队从中国贩运商品至帖木儿朝。从中外文资料表明，帖木儿企图远征中国前夕，明与帖木儿朝的贸易往来一直未断;以及帖木儿朝亡后，继立的昔班王朝，遣使臣贡马、驼等物，明廷照例回赐彩缎等物。这说明明朝与撒马儿罕的往来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结束，也反映了双方的往来实际上以经贸往来为主。

尽管明朝需要帖木儿朝进贡的马、驼等物，但相对于帖木儿朝需要明朝的彩缎、绢布等物而言，要少得多。这既可从帖木儿朝使臣来华的次数大大超过明朝使臣到达帖木儿朝的次数得到反映，也可从双方贡赐贸易的品种与数量得到反映。出现这一状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一条恐怕是当时亚洲的经济中心并不是在帖木儿朝，而是在明朝。丝绸之路繁荣的物质基础主要依靠中国，而不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