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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和谐边区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延安时期 陕甘宁边区 矛盾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内部矛盾，创造性地化解了边区政权面临的种种危机，有效地推动 了边区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并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延安时期，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以其宽广的眼界、博大的胸怀，凝聚和统揽各方面有利于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力量因素，动员自身所能影响的所有社会资源，创造性地化解种种矛盾。巩固和发展了边区政权，有效地推动了边区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使陕甘宁这块相对封闭落后的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种种“和谐”景象。中共这一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 理性承认和正确把握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前提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复杂多变。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政策，以及解决各抗日阶级、阶层间以利益为中心的矛盾时采取的策略。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 日益高涨。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 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放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l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主动权。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使全党更好地坚持统一战线，使阶级矛盾的解决更好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一致性原理。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要坚持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 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前提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1]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是对其采取调节的方针，提倡各阶级间实行互助互让的政策，以达到“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及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应团结和对敌的要求。”
毛泽东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致性原理的提出，为在抗日根据地内最大限度的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建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另外，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基础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协议，于1937年9月将陕甘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成为隶属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边区政府的这一举措，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使边区政权合法化，从而消除了与国民政府的对立，为边区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红军纳入国民政府军序列后，有了稳定的军费来源，使边区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并在此基础上休养民力、恢复经济。为边区再次度过蒋介石于1940年底开始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新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与农民和中间阶层的联盟，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关键
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有效机制。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可能建立在专制与独裁的基础上。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把实行“民主”政治，提到破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屈辱”的历史周期率的“妙方”的高度。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坚持用民主的方法来调节边区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第一 ，创设了具有创制、复决重大事项，选举产生政府，监察、弹劾政府工作人员的参议会，作为边区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
在选举范围上，各级参议会废除了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不给予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和家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不同阶级享有不平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规定。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规定除汉奸、卖国贼以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方法上，实行直接选举，选民参选率大大提高，1945年，边区第三次普选时达到 82.5 。[3]各级参议会在政权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所达到的民主程度，不仅远远超过它的前身苏维埃代表大会，更是附属于国民政府、仅作为政府咨询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参议会难以企及的。普选的民主制度的实施，最大限度的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边区政府真正成为抗日的人民的政权。
第二，在政权体制内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制度。
三三制的实行，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2O世纪的中国革命面临着对外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对 内实行广大抗 日人民的民主政治，争取民权 自由的历史任务。它不是一个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又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间阶级。因此，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中间阶级的利益，不给广大中间阶级以参政的权利，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是不可能的。“三三制”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直接产物，充分吸取苏维埃政权忽视中间阶层的深刻教训，发挥中间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民主方面的重要作用，“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它的出现，在同一政权结构中容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但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是将对立保持在一个统一体内。一方面，调动了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边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兼顾各阶级的广泛利益，吸纳众多优秀人才，使党的决策避免偏颇，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行政效率显著提高。这一时期，边区政权因为顺应了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要求，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好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下的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