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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蔑视中国的民族心理传统

论文关键词：教科书事件　民族优越感　轻视中国

论文摘要：不断升级的教科书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心理的再现。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感起始于近代，在侵华期间和战后以一贯之，现在又有了新特点，不仅存在于国家关系上，更多地则集中于经济和文化领域。造成这种社会心理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进人新世纪的第一年，日本政府公然通过了由右翼势力操纵编写的教科书，并不顾中国、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依然付诸实施，向全国颁行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蹂躏的亚洲国家的欺侮，更是对中国的公然蔑视。事实上，教科书事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日本就开始由此制造损害中日关系、伤害中国的矛盾了，1982年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所以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今天，绝非偶然。日本一再无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和批评，一意孤行，除源于巨大经济能力的民族自信，日本欲借此机会向世界表明其竭力走向政治大国的企图和努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日本社会由来已久，而且并未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销声匿迹的对中国的歧视、蔑视心理。

一、1945年以前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的蔑视

日本对华民族优越感，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的歧视。歧视中国以至蔑视中国在日本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作为一定时期内国家意志的代表——政府、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僚阶层和作为社会灵魂的知识分子，日本社会的这些组织和成分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普遍参与制造、实施了这种思想认识。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历程中，日本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都连续地、重复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歧视和蔑视，以至于成为了一种默示的国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传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不自觉和惯性;不仅表现在国家关系上，还存在于文化往来、经济交流和民间沟通等多方面、多层次上。

宣扬“脱亚人欧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觑视中华民族，拒绝与中国共处东方文明体系。l9世纪中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从近代化的角度论及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日本应确立脱亚人欧的战略，后来被众多学者加人了诅咒、抛弃日本重要文化渊源的中华文化的意念。而且，这样的脱亚人欧主张一直指导着其后日本国家的发展。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一跃而成为与美、英、法、意、德、奥、俄并列的八大强国——一等国，紧接着就把驻外使馆由象征二等国的公使馆升格为象征一等国的大使馆。为了炫耀其脱亚人欧的成果，仍然让驻中国的使馆保持为公使馆。

无休止地侵略中国。战争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复杂的战争起因中有一条就是对被侵略者的蔑视。自1874年西乡从道率军进攻中国台湾开始，日本发疯似地侵略、欺负中国。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6年的再次侵入台湾、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和人侵厦门事件、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的对俄战争并占领旅顺、大连等地、l9l4年入侵青岛、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l9l9年制造东北宽城子事件和福州事件、1928年制造济南事件、1931年挑起“9·18事变”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制造“1·28事变”进攻上海、1933年侵入华北，直到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一桩桩，一步步，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在整个近代史上，侵略中国，日本比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穷凶极恶。而且，依靠对中国的接连不断的军事侵略和武装占领，日本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原材料和武器生产基地，不仅把其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了中国人民，还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输入了巨大的活力，进一步加快了走向军国主义的步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民族自信，对中国的歧视也因此愈演愈烈。

1894年，羽毛未丰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其“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不仅限于从朝鲜击退清军，而以出征清国帝都北京为目标。”这其中流露出来的心理意向绝非单纯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狂妄，较多的还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中国的不屑与轻蔑。战后，当俄、德、法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时，激战未几，“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的日本，却依然叫嚣“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及至面对三国咄咄之势而不得不有所退却时，日本御前会议所议定的第三种对策是“全面接受三国劝告，交还清国，以示恩惠。”在索取战争赔款和赎辽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时，又要求中国必须在头六个月先行支付八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无奈地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之后，日本国内忽地萌发了一种持久而深邃的“卧薪尝胆”理念，举国上下无论官、民、财、学，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决心伺机向中国讨还得而复失的猎物。侵华野心不仅未熄，反而勃勃生长，直到1937年终于发动处心积虑的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曾极其自信地告诉天皇“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嚣张气焰不可谓不令人惊诧。另外，日本侵略中国时，惯于使用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每当要实施侵略时，它一定要预先制造某种借口，然后嫁祸于人。从儿玉源太郎镇压台湾人民起义创此先例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直到“七七事变”，衣钵相传，莫不如此。我就要这么干，看你能奈我何?一副猖狂小人的无赖嘴脸。

异常野蛮的战场表现。思想意识上的轻蔑与不屑，使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疯狂地杀戮人口，毁坏财物更如风偃草。1937年以后，日军坚持基本上不要俘虏的方针，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毫无人性地说“中国人原没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当遭到正义者的指责时，竟然丧心病狂地辨称：“对中国不适用国际法”[41。据粗略统计，侵华八年里，日军共杀害3000多万中国人，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对于像冈村宁次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三光”政策，日军731部队的残忍，松井石根在南京的暴行等，人们的切齿之痛和腐心之辱只能从“日本军队根本不把被屠杀者视为与其同样的人类生灵”得以解释。又何以至此，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公开以“慰安妇”的形式驱使数十万中国妇女充当日本侵略军的性奴隶，大规模、集体性地侮辱中国妇女，不仅写实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也使整个人类的尊严为之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