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虽未能从经济上探索造成中国国民奴性的原因，但在探讨改造社会陋习方面，则提出了知识平等、贫富平等的口号，“智识何以能平等?日：教育普及，则智识自然平等。教育何以能普及?日：经济充裕，教育自然能普及。”经济何以能充裕?“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国家虽取十之三、四不为过多，农民即得十之六、七亦可加富。此外可开之垦，可伐之森林，以及其它种种可开之利源，尚不知几何，今日岁入八千万，他日则虽无量恒河沙数之八千万，不过反手耳。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土地主张：没收地主土地，收归国有，均分给农民耕种。这种主张，较稍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更为激进，因为它不仅有土地国有的内容且有剥夺地主土地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含意，具有更加彻底的反封建性质。
四、对《国民日日报》国民性批判的评价
《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首先，批判国民性是在救亡的动机驱使下，从国民性格的深层原因来寻求国家积贫积弱的内在原因的爱国行动，是积极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一个不断克服弱点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积极发现不足找出原因，这不仅不会损害于民族的尊严，反而能促人猛醒。总之，该报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真正的爱国表现。第二，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想。《国民日日报》改造国民性的实质是要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改造成为近代的资产阶级国民，这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时代使命相适应的，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改造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人的近代化的改造运动，人的近代化运动是整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的批判还具有实践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使新国民观念深入人心，唤起了一部分人的主人翁意识，这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的批判，还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它突出体现在如下诸方面：首先，在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过程中，就揭示的具体情况而言，存在着不科学、不准确或危言耸听和言过其实的地方，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量的定性，所以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见中华民族满目疮，似乎是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甚至为了突出批判效果，不顾或故意回避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勇敢的优秀品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二，未能妥善处理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国民性的改造与政治革命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是互相促进的。然而论者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却缺乏整体的设计，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色彩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这样就容易立论不坚定，导致国民认识上的混乱
总之，《国民日日报》作为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报纸，在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发挥了其舆论宣传的作用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它那种振奋人心的积极的革命热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