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薛福成认为要维护侨胞的合法利权，必须在海外有华人处设置领事，他希望朝廷以国家的名义运用外交途径保护侨胞。薛福成认为，在华侨聚居之地设立领事机构，对解决日益增多的外交交涉事件和有效地保护海外侨胞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外洋诸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旺，即游历之员，工艺之人，亦皆所至如归。”又说，“领事一官关系紧要，”“盖枝叶繁则根本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l】‘‘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官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所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借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一官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I293他向朝廷上了《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主张在南洋各岛荷属苏门答腊的日里埠、葛罗巴、三宝隆，西属的小吕宋，英属的香港、新金山、仰光、法属的北圻、西贡等埠设置领事，在英属槟榔屿设副领事，“慰情于绝远，不启华人觖望之端;收权力于无形，不开外人讪笑之渐。所获裨益，较之所费奚啻十倍。”l30j薛福成的这一提议虽未被朝廷采纳，却体现了他设领护侨的进步思想。为了在英属各地添设领事。他殚精竭虑与英方周旋，并成功地在新加坡增设了总领事。这使他大受鼓舞，高兴地说：“惟念南洋准添领事。则法、西、荷各国属地，皆可以次仿行，徐商添设，于海外商民。大有裨益。”[]为了突出领事在对外交涉和保护华侨中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将其与保家卫国的将相相提并论，指出“战资乎将。守资乎相，和资乎使，殆有交相为用而不可阙者。且相臣主内政。使臣主外务，绥外则内方可治，外与内相表里也。”这就将设置领事这一问题上升到定国安邦的高度，认识是很深刻的。
(四)薛福成认为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华侨利益，而且应当导民出洋生财致富。康熙以来，“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未有，然生计之艰，物力之竭。亦由于此。”[33j薛福成清楚地看到当时人满为患的现状，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已造成“昔供一人之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针对这种情况，他观察了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指出西方人“善寻新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其民远适异域视为乐土者，无岁无之。”因而发出感叹：“噫!彼以此法治民。虽人满，何尝不富也!而况能使其不满也。”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已无发展余地，“谓中国地有遗利软!则已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址，均已垦辟无余。抑谓人有遗力软?则中国人数众多，人工之廉，减于泰西诸国十倍，竭一人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府畜。”他主张中国应当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认为这“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养备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_j薛福成的人口理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的主张，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
三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商战”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反映，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薛福成出使欧洲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各国资本家为追逐最大的商业利益，客观上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剧，列强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国自1840年被英国“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国势江河日下。薛福成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中国“终不能闭关独治”的结论。[3sj同时，他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行径深表愤慨，指出：“数十年来外人欺侮之积弊，言之可为太息者也。”他期盼中国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可与列强相抗衡的国家。为此，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革新政治，发展经济。薛福成心仪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君民共主制度，认为它“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099I4o3他特别青睐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薛福成详尽地向国人述说西方政治体制，并且认为西方之所以“学向日淅，工商日旺，”[41J皆缘于其制度的优良。他特别钦佩日本的明治维新。说“讲求西法以夺西商之利，环顾亚洲，舍日本其谁属哉!”薛福成的“商战”思想为他之所以重视侨民，保护侨胞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薛福成护侨思想也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大量的契约华工出国，海外华侨人数激增，其分布由南洋各岛迅速扩展到美、澳、欧、非洲，侨民遍布全世界，基本形成了现代华侨分布的格局。侨民出国的原因或是为生活所逼，或是因政治迫害，或是想发财致富，或其它原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富有智慧，渴望祖国的庇护。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同的肤色，共同的文化，一样的传统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华侨社会，由于侨民社会向祖国吁求保护的请求以及自身力量的壮大，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重视。一批批较注重华侨情况的人士开始向朝廷呼吁，主张联络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这就推动了清政府由过去的蔑视华侨向保护侨民的政策转变。薛福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办理洋务时就比较注重华侨的重要性。出使外国途中，他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亲自考察各地华侨情况。他还通过其部属黄遵宪了解到很多美国、日本等地华侨的真实情况。出使期间，他派姚成栋、黄致光等到英属孟买、仰光、加尔各答、马打刺士等地华侨聚居的商埠考察了解侨情。在这一过程中，薛福成继承了前人的护侨主张，又形成了自己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护侨思想，认为华侨与内地人民是同呼吸、共患难的;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极力赞扬侨民的艰苦创业精神，非常同情侨胞的悲惨遭遇，认为保护华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在出使期间，为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鸿章当时曾赞扬他说：“薛福成学识深稳，淹通古今，在故大学士曾国藩幕中多年，深被器赏，平日讲求经世实学，于洋务利弊尤为洞澈源流。充出使大臣，在外五年，遇事持正力争，不避繁难，前后绦奏事件如长江教案，及各岛添设领事，豁除出海旧例，严禁私购军火各端，皆关系中外大局。”“知遇图报方殷其趋功之勇，治事之勤实为今日所罕见。”_4jJ考诸实际，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