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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薛福成护侨思想对晚清侨务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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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阉，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外交家。在长期从事洋务活动和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期间，潜心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俗人情，冷静地考察欧洲社会的得失利弊，并力图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效法西方，革新政治，振兴工商，保护华侨，富强祖国的一系列主张。其中，豁除海禁，保护侨民的思想就是他一系列主张中最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的一部份。

一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他参与洋务活动和对外交涉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薛福成出生于晚清道光中叶，成名于同治年间，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在光绪朝的前期，即19世纪80—9o年代，这个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最初阶段，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神话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华帝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通商、传教、居住、游历等特权，朝野上下有识之士均视为“古今一大变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反抗活动不绝如缕。薛福成有感于时局变化剧烈，从小就“慨然欲为经世实学”，遍览群籍，以期练就经邦济世之才，“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他不再走“迪迫场屋，槁项黧馘，以老死牖下”』的科举之路，而对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上承林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J1865年，他向曾国藩上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等政治主张，极得曾的赏识，被延揽入幕，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沦并称“曾门四子”。七年的幕府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朝廷机要，熟悉兵事吏事，并亲身参与了曾氏举办的“洋务”事业，拓宽了他对西学认识的视野。1874年，帝死后，清廷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捆，共济时艰”。j薛福成应诏陈言，向朝廷提出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引起很大反响，使他由“微官末秩”一跃而成为朝野知名人士。丁宝桢说他“学堪致用，识略闳深”，郭嵩焘誉其“博学多通，精习西洋地势制度”，举荐他“可胜公使之任”。薛福成过人的才识更为洋务首脑李鸿章所注目，应诏陈言不久，李即招他人幕，奉为上佐，依为股肱。薛福成自此开始了与洋人面对面的交往，对世界的认识已非一般士大夫可比。在北洋幕府的十年中，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多所赞襄策划，参与了许多中外交涉，列强竭力维护其侨民利益给薛福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二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华侨是炎黄子孙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祖国有很强的向心力。吸收侨资可以帮助国内兴办实业，办理侨务是“收权利而销外侮”的大事。薛福成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有义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外子民，否则会丧失海外侨民对祖国的信赖。因此，他每到一地，总是亲自或派人实地考察，及时将侨情上奏清政府，“总期捷声息而通隔阂，收权利而销外侮。”他指出：“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闽人多富商巨贾。”充分肯定华侨拥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实力。他说“余尝考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国，虽往往多受西人约束，而贸易开矿诸利权，华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暹罗曼谷“为通商巨埠”，“阉境华民约有十三万，商务枢纽大半归之”，“至若吕宋，葛罗巴，婆罗洲，苏门答腊，澳洲等处，商矿种植之利，华人约占其大半。”缅甸仰光“华商不下五、六万人”，印度加尔各答“尤多殷实华商”，』基于此，他主张引进侨资振兴工商业，指出：“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于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薛福成实际上批评了朝廷歧视和限制侨民的错误政策。为了提醒政府认识华侨的经济实力及在中外商务中的作用，薛福成作了深入调查，“每岁中国之银流入外洋者，约一、二千万两。又考数年前美国旧金山银行汇票总账，每岁华民汇人中国之银约合八百万两内外，虽该处工资较丰.而人数尚非最多。则推之古巴、秘鲁可知，推之南洋各岛又可知。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道也。”l19J可见，华侨的资金对中国是多么重要。不仅如此，薛福成还特别关注华侨的政治态度，肯定华侨的爱国爱家之心，指出他们“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葬祭，亦沿旧俗。近年来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为志荣幸。¨驯可见华侨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关心侨民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华侨的经济力量是中国同列强进行商战所不可忽视的。

(二)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多年考察，他认为海禁是束缚侨民的最大枷锁。因此，他要求改变传统的侨务政策，主张华民来去自由，要求政府与各立约国详订章程，维护侨民利权。清朝继承了明朝对海外华人的歧视政策，因而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为了镇压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曾实行了十分严厉的“海禁”措施。1656年，朝廷颁令：“……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但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康熙皇帝于1712年诏令：“……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j由此可见，清朝中前期的法令是严禁出洋谋生的。1840年以后，尽管朝廷没有变更这一律例，然事实上由于列强的介入。华人(主要以苦力形式)的出海谋生已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薛福成使欧不久，正值巴西、墨西哥等国急需华工前往。薛福成极力赞同华工出洋，他在《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一文中指出：“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民，不遗余力，”朝廷应“乘此时与彼两国详议约章，许其招纳华民，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由于政府以前对在洋华民不予重视，侨民利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美国有驱逐华民之政;秘鲁国及荷兰、西班牙所属各岛，或迫之人籍，或拘之为奴;而澳大利亚一洲，亦有薄待华民之意”;_2j鉴于华工在外处境悲惨，屡受蹂躏压榨，薛主张与相关国家“议立专章，添设领事”，以期“操纵由我”。他呼吁朝廷应多为华工设想，在与外国立约时应明文规定“始终优待”华工，务使华民有自主之权，往返自如，出入无禁，以“杜其驱逐之渐。”_2晚清时期，大部分华工是被“掮客”、“拐匪”、“洋人”诱卖至国外，政府长期没有相关的护侨措施，致使漂泊异乡的子民饱尝人间辛酸，沦为变相奴隶，大部分华工由于毫无人身保障死于非命，秘鲁、古巴、美国、加拿大的华工悲惨命运就是很典型事例。由此可见，薛福成将华侨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来思考是多么重要。为此，他奏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保护归国侨胞。鉴于奸胥劣绅依恃旧禁讹索、迫害回籍华侨，薛福成痛感旧律条的危害，指出“时势互殊，例意已变。”t24]政策应因时而变，因势而定，“此等旧例，在今日原同隔岁之旧历，积年之废券，存之毫无所用，而一经铲除，可以禁喝讹索，招徕羁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积坏之大局。所裨实非浅鲜。”他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而广招徕。”嗣后，清廷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接受了薛福成的奏议，“敕下刑部将私出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_27_这一政策的实施尽管有客观的必然，但与薛福成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