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外族入侵和内部政治危机的双重困扰。因此宋代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洲种状国至上、以身效国的牺牲精神。苏沟在《管仲论》咋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在《病起书怀》中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而范仲淹等因忧国而掀起了“庆历新政”的变革运动，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顶住了顽固派压力而实行变法。这些都是忧国至上精神的写照。

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继承孔孟等前辈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种新的忧患观。他说:“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这种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宜主沐国下忧民的思想，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磷m善天下”相比较，境界更高而且视野更宽，并且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

两宋以降，儒家的忧患意识亦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加深或者丰富其内容.。比如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儒家文化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一齐袭来。从文化的视角看，儒家文化有个近代转换问题，因此对近代以来的儒家忧患意识需要具体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

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内的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内圣’气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外的延伸则是政治实践漆，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他们由此出发，优道一、忧国、忧留，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二

儒家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一。它所呈现出的特点同儒家文化关注人生、关注群体、关注国家与社会密切相关。

第一，儒家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居安思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意识，也是一种襟怀博大的表现。孟子指出飞“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说的是一个国家，‘国内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为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容易被灭亡。也就是说，在没有内忧和外患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失去警惕而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孟子道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是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患和警惕。同时儒家还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要求人们为民族生存与国家振兴而奋斗和献身。一旦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志士仁人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挺身而出，担当时代重任，从而挽救民族危机，重振民族精神。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无限生命力的源泉。

第二，儒家忧患意识是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是“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提倡为“道”而牺牲的精神。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他们对“道”的继承和践履。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也培养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反映了那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

这种对“道”的关注和追求还体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对文化学术失传的忧虑。历代儒家学者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学统为己任，把创造、发展和捍卫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表现出知识分子复兴民族文化的执著情怀。

此外，他们对道的关注和追求乃至献身必然诱发出一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为了捍卫道、捍卫儒家的政治理想，自然同社会现实和政治有矛盾。照理说，直言上谏，指陈时弊，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史学重实录，主张善恶必书，彰善瘴恶.文学讲刺世.都在于弘道。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是知识分子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的努力。但封建社会的当政者，即使是比较开明的当政者，总是讳疾忌医，不大喜欢批评，因此总给历代志士仁人带来悲剧。事实上，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批评，其结果只能加速社会的腐败和政治统治权力的丧失。

第三，儒家的忧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这是由儒家关于历史发展的道德认识和理性认识所决定的。所谓高度的自觉性，是指主体的自觉，表现在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并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这也是理性认识。同时，按照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也是儒家自觉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实践性，是说儒家的忧患意识决不是停留在感情和意识范围，而必须将认识化为实践，使内圣走向外王，使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性体现出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总之，儒家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它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其价值的永恒性，对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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