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人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的同时，诗人内在的生命意识走向觉醒;另外，东汉末年，经学束缚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兴，促使建安文人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此外，引起诗人价值观改变的还有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党锢之祸，党争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和选才标准的改变，迫使他们意识到个体血肉之躯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战乱中保全自我.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实现理想。但他们体脸到的却是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带来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社会对个人的异化与共性对个性的栓桔。因此，他们的诗歌中寄予了对离乱状况下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极大的同情。如曹植的《禽里行》:“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厂这种由“优世之叹”到“优生之叹”的转换，掺杂着“人”的因素，从而促使“人的自觉”。也就是说，建安文人“人的自觉”可谓是由外在事业向内在心灵，由格守礼法向祟尚自然，由道德的自修向性情的自适.由优患天下向关心生命。由群体规范向个体解放的转化。这一转化紧紧围绕着人与人的价值在现象、本质、理想三个层面展开的。

在现象上，主要表现为悲叹人生短暂，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徐干《室思》:“人生一忽间，忽若鑫春草。，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这些诗中充盈着由人生苦短与天地穷巨大反差而引发的悲叹，但即使将这种悲叹看作是消极颓废悲观的，也不能否认这是诗人的思考焦点由天地宇宙转移到自我个体价值的结果。

在本质上，表现为优虑时世离乱，曹操《秋胡行》之二中的“不戚年往，优世不治”，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叹人生短暂的现象背后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琐《悲愤诗》)“上家察故处，存亡永别离’，(阮禹《驾出北郭门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遵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架《七哀诗))“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这种现实与优虑的情怀，表明诗人不仅思考与关注着自我个体，而且试图超越自我，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在理想上，主要表现为建功立业。人生极其有限的，现实又是离乱动荡的。如何才能让有限的个体生命得以延伸，建安文人对这个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问题从理想上和实践中选择了两个取向—立功与立言。立功侧重于理想.立言侧重于实践。二者都统一到诗人的作品中，如曹操在《龟虽寿》、《短歌行》中反复强调“老峨伏橱，志在千里。烈士菩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夭下归心”的壮志紊情.表达了诗人希望建立不朽的功业，泽及时人与后世来实现个体有限生命的历史延伸。此外，现实与人生的失落与虚无，理想世界与彼岸的飘渺与遥远，群体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弥散，也是迫使社会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个体，关注内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便催化了“人的自觉’，进一步促进了人格的重建。

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权和孺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动摇了建安文人所赖以处世持身的根本。在权魏之际，皇帝更换频萦，儿童皇帝居多，导致皇权旁落，皇帝成为权贵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恶，’，荀子之“忍”，鳌仲舒之“性三品”都是从普遍和伦理角度来认识和探讨人生，缺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因此“能者为侯”的时代激励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政治动荡与思想混乱并存的时代促使诗人以个体人格作为准则关注杜会，关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体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东汉末年经学渐渐由经世致用走向萦琐的圣学演绎和无视现实的空谈，失去了汉代盛世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气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调节机制，渐趋似化与投落。而道家的玄学之风与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重个体自由、重心灵超越，重自然、重内在精神等在诸多方面与时代历史发展要求存在契合点。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诗歌中更多表现了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胆追求个体精神之独立及心灵之超越的过程中任性、达情和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