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首先，原住民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有稳定的政策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虽相继出台了一些改善原住民生存环境的法规政策或发展计划，但因政党轮替而导致的政策变更势必对原住民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不小影响。且原住民在整个台湾政治生态中处边缘地位，政府相关部门常常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行政力度不大，虽有基本资料的更新、原住民权益的宣导等，但很难看出任何纲举目张的政策走向，故成效极为有限。
其次，公仆难求。台湾“民主化”及“本土化”进程启动以来，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不少原住民籍政治成员。理论上，这对瓦解至少是松动固有的政治结构以推动“原权运动”发展，进一步为原住民群体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助益颇多。但事实上，在民意选举产生的原住民籍“立委”、“民意代表”或是县市乡镇机关行政官员中却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或是原本立志要代表原住民的利益，后着力于政党政治的激烈斗争及对个人政绩的追求;或干脆只是将“原住民问题”作为其政治角逐中可利用的资本，选举时向原住民同胞做的承诺到后来往往成为毫无价值的“空头支票”。因此，原住民虽有同胞通过个人以及群体的努力成功进入政治主体内部，但却空有其表，原住民群体在现实中难得实惠。
最后，原住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遭遇诸多现实困难，如原住民学校校长更换频繁、教师素质低下、人才缺乏等。原住民四百年来都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教育，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几经变迁，一直处于后者否定并取代前者，交互影响相互拒斥的置换过程;在教材内容与课程设置上统治者也未结合原住民的语言、历史、文化，脱离原住民所熟悉的情境，甚至对原住民文化带有歧视和偏见。这些都使原住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身心俱疲，教育水平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生活窘迫的现状自然得不到改善。
综上所述，在近代台湾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台湾最早的住民和开拓者，台湾原住民却惨遭边缘化：生存空间急剧缩小;经济教育水平落后;语言亡轶;部落文化缺失。台湾原住民的边缘化处境是原住民部落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冲突，台湾地区人地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旨在维护原住民族权利的“原权运动”曲折发展，但因受原住民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观念以及岛内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等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原住民权利的伸张与实现艰难重重，往往空有形式而难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