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已完成经济自由化过程，但政治民主化进程却迟迟未见启动，于是岛内存在着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紧张关系，政治运动不断。而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国民党“党国”统治的合法性遭到台湾岛内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威权体制松动，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价值观趋于多元，台湾社会政治开始经历一轮“由破到立”的过程：以往台湾政治生态中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为优化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纷纷借机反弹，拒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国际上，“1957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关于保护土著人和部落居民权利的《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提出要保护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1970年，联合国防止歧视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建议对土著人遭受的歧视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涉及土著人问题的《圣何塞宣言》，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授权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建立土著人工作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土著人问题及其权益。1984年，世界土著人会议通过了《土著人权利原则宣言》。”联合国对土著人事务投入的关注以及世界范围内“土著人运动”高涨，无疑为台湾原住民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提供了法理支持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是，1983年5月，一批台湾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费创办了油印刊物——《高山青》，揭开了“原权运动”的序幕。随后1984年12月，排湾族歌手胡德夫发起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创办《山外山》杂志。1987年“台湾原住民领袖发展小组”成立并创办著名刊物《山青论坛》以及《原住民之声》。至此，“原权运动”走向高潮。然而台湾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80年代末之前却持与“原权会”相反的观点，认为“山地政策”对山地人民是德政，利大于弊。直至80年代末，随着“原权运动”影响的逐步扩大以及岛内政治形势发展，两类少数民族团体的政治主张方渐趋合流。“原权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1)族称上，废“高山族”、“山地同胞”等歧视性称谓，统称“台湾原住民族”或“原住民”。(2)政治上，修改“宪法”，制定“法律”以保障“原住民”群体的政治权利;改革行政机构，蒙藏委员会为“少数民族委员会”，提升“山地行政”的级别。(3)经济上，归还被侵占的“山地保留地”，检讨和修改“山地”经济政策，改善“原住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4)思想文化上，尊重“原住民”的人格和习俗，号召“原住民”族群自我认同，信奉同一宗教，推行母语，延续本族的传统习俗。此外，少数原住民知识分子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台湾原住民党和中华少数民族正义党，组织原住民同胞开展“还我姓氏”、“还我土地”的静坐示威活动，要求给予原住民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三、反思：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评析

由于台湾原住民分布面积几近全岛总面积的50%，其政治重要性不容小觑，也是台湾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原权运动”与台湾“本土化”、“民主化”的有效互动，在维护原住民权益方面该运动还是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1994年，台湾当局在“修宪”时写入“原住民”一词;1996年，设立“原住民委员会”专门管理“原住民”事务的机构，并在台北、高雄两市以及相关县市设有管理机构;1997年正式将台湾少数民族的统一称谓定为“原住民(族)”，出现了“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文化”、“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与政治参与”这类表述。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原住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居住、教育等状况。“原权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局部胜利。

即便如此，台湾原住民群体的边缘处境却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至少与台湾社会发展速度仍存在较大差距。死亡率、失业率、失学率以及无固定居所率都为台湾社会各大族群之最高。笔者认为这是主客观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应有下列原因：

主观上，该群体中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如守时观念差、缺乏敬业态度、不善沟通或意见表达、酗酒及清洁观念差、常为小事集体离职、目标仅限于温饱、成就动机不强、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等，都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以及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凸显了部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缺陷和局限;而台湾少数民族人士为增强该运动的凝聚力与合理性，一味强调台湾原住民的原住地位，也未免有唯我独大，排斥其他民族之嫌。这使得“原权运动”得不到绝大多数汉族人民的支持，势单力薄;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大量原住民青壮年前往都市或出海谋生，部落失去了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层，具有传统特色的族群文化无以为继;而在都市谋生的原住民一方面远离自己的族人，辗转徘徊于矿井、工地，没有与非原住民相互了解的机会，不融于主流群体;另一方面，民族语言逐渐流失，被现代教育剥离了内核的族群文化已不能为其提供可靠的文化依托，心灵孤寂，自我认同渐趋模糊。与此同时，原住民每个族系无论体型、语言、习俗、宗教、建筑以及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因此各族之间因种种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导致的组织和目标涣散，各自为阵现象不可避免。单靠“泛原住民”这一模糊飘渺的概念难以整合出一股强有力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