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群体内部始终存在着如何相处的问题如何协调中华民旗内部各个民旗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有机整体，便成为中国历代统者必须面对的重大杜会政治课题。在汉代以降，我们看到道德规范成为调整民族关系的主线，协调民族关系的道德规范逐渐形成。

(一)“宽小过，总大纲。

汉初，中国北部的匈奴控制从东北至西域的广大地区，西域36国曾受匈奴统治。汉王室为了缓和秦以来的民族矛盾，避免国内战争，有利于各族人民休养生息，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掀起“德刑之辩”的第二次高峰。贾谊正确探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秦始皇“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穷困，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重，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n认识到秦王朝的严刑峻法的片面性，不别亲疏，一断于当，使“亲亲尊尊之恩绝”，导致抛弃礼制，这种情况对维护封建杜会的长治久安不利汉初的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德刑关系问题上明确强诃德的主导作用，强调先德后刑、德主刑辅，这些原则一直占据着政治实践的支配地位。

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比较成功地处理了西域诸国与东汉政府以及西域内部各民族间的关系，使西域各民族(政权)与东汉政府结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为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营造了畅通的渠道和良好的环境。《后汉书·班梁列传》载：“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谈到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时，用“宽小过，总大纲”6个字加以概括。“宽小过”，即对各个民族的不同利益要加以照顾，对因局部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要采取协诃、疏通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强制、胁迫等激化矛盾的手段;“总大纲即在对待涉及整个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则要旗帜鲜明，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这里，班超提出了一个协诃内部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即求大同，存小异，照顾不同民族的特殊利益，维护民族整体统一、稳定的重大策略原则。

(二)绥之以德，抚丸族以仁。

汉代，王莽篡政时期一反传统的联盟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各种歧视政策。收回函议政府授予各少数民族的印章，还用侮辱性的称谓来称少数民族并强行取消他们的自治权。结果，引起了各少数民族普遍不满和反抗。五代十国是古代中国“以德治国”最弱的时期，五代十国”4个字眼，正是国家四分五裂的代义词，也是南北对峙各代各国竞相割据争夺的代名词。五代十国国家分裂的原因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五代时，道德完全破坏一武夫们分裂成毫无粘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到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社会就无法得到安定。”

与此相反，唐代太宗年问“抚九族以仁”，实施“绥之以德”的“民族自治”策略，创造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德治实践。唐太宗摒弃以武力镇压少数民族，主张实行团结安抚的政策。当益州奏报僚人反叛，要求派兵镇压时，他认为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掠，不能当作反叛，如果地方官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决不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贞观政要》载太宗日：“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人……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九夷重译，相望于道。”从而营造出“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新局面。唐太宗还从民族融浩、政治稳定的高度论述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说“夷狄亦人耳，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疑异类。盖德泽恰，则四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JJEtt：“德泽恰”，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绥之以德，则汉夷各族团结融浩，犹如一家;“猜忌多”，互不信任，歧视侮辱，则只能造成仇恨和冲突。因此，他在总结自己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一在唐王朝的开明政策下，主动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亲戚加君臣关系则沿袭成风。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着首领松赞干布。唐太宗死后，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吐着赞普弃隶洮赞，长庆元年(821年)，唐朝与吐蕃会盟，建立了“长庆会盟碑”。这块称颂“社稷如一的石碑至今仍然保存在拉萨大昭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