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负担方面，本着合理分担的原则，实行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一切抗日人民，“不论阶层，不论公私营业毫无例外，照累进率征收所得税”。这样就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各阶层的负担较之救国公粮更为公平合理。
三、通过发展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本质
任何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的动态发展过程。如果说，用民主方法有效化解矛盾是延安时期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关键，那么注重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则是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延安时期，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就广泛开展边区建设的多重意义作了充分论述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边区经济的发展，必须为着“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 自给自足”，从而“更加有保障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更进一步的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边区经济发展还是“更高度的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基于边区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其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要使边区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而且要大大地向前进一步，“以奠定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把边区造成全国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模范地区”。这一论述，把边区经济建设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远见及建设和谐边区，进而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真实意愿与坚定决心。
其次，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经济建设的任务，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为促进生产力发展、适应统战工作的要求，边区政府废除了工农民主政府时代限制资本主义的劳动保护法，取消了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种种限制。代之以奖励富农生产、联合富农的政策，鼓励在农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从而打破农民怕发展的倾向，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在经济构成上，以公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不但不反对而且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边区经济经过两年半发展，到1939年底，“中农的个体经济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商业资本和富农的经济已经在边区内开始活跃和发展起来，部分中农以致个别贫农上升到富农的地位。富农经济的发展，由带封建性的租佃式剥削为主。转变为以雇工及合作经营为主，不仅使边区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也为开垦荒地、接纳移民以妥善处理特殊群体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注意通过生产关系的适当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大会上讲话指出，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它是根据群众自愿原则，“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合作社有多种形式，有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此外还有以劳动换工或劳动和牲口换工等的“变工”，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同雇主签订合同，保证劳动者利益的“扎工”，等等。这种合作社不同于前苏联在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和我们受苏联集体化影响的合作化运动，是有利于富裕农民和其他农民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合作的，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重视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支撑和主导作用。在中央的重视和倡导下，边区政府把“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作为基本政策写进《施政纲领》，边区成立了一批诸如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工业学校等具有相当水准的科技院校，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技教育与科学研究，取得大量显著成果，为边区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最后，经济建设是否能顺利开展，首先决定于党的强有力领导。延安时期，边区党委不仅根据各地不同的状况，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建设具体计划，而且注意做群众工作，通过民主的方式使党的政策为群众所接受，使群众自觉、自愿而非强制性实行党的政策。
边区党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深入人心的宣传、解释、动员工作，使干部、群众彻底明了抗战时期边区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所具备的条件和发展前途。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广大群众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各级党委还从政府、军队、群众团体中抽调得力的干部，到经济建设和有关部门参加经济工作;对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及时检查，随时总结经验，补充修正计划;抓先进典型并对其经验进行推广。这些工作，保证了党的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策实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
四、边区政府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一)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重视和扩大民主政治的范围
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全中国范围内最民主的地方。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在民主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境地，成为全国民主的一面旗帜。
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扩大和完善人民民主。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建议的逐步实施，必将消除选举中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广大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扩大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发言权，有力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延安时期，中共抓住抗战这个自我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应中国社会抗日救亡、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并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有效地推动边区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巩固了边区政权，为抗战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基础。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积极主动的正视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着力于用和谐的方法化解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提高社会和谐程度。这一任务的完成，要求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把握方向，整合力量，营造环境，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凸现其公共性特征，始终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利益为己任。
(三)妥善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走共同富裕道路
延安时期，党统筹全局，制定了兼顾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策，把工农群众同地主、资本家之间本来具有对抗性的矛盾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融洽了阶级关系，整合了阶级力量，为边区政权的巩固，社会发展乃至全国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近 30年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动力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阶层的出现，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趋向复杂化;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驱使下，加之分配的不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出现明显的差别，对改革形成不同的态度和要求。利益调整引起的利益失衡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实质。因此，一方面要保护不同的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要整合社会的共同利益，抑制利益的过度分化。通过恰当调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把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尽力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控制在社会心理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延安时期，边区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但在边区却“鲜有赤贫，主要原因是边区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采取卓有成效的社会政策来救助弱势群体，如“改造二流子”运动，安置移民、救济难民，抚恤残疾人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同时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社会分配不公上。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出现导致各种矛盾激化，势必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多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对广大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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