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三 月街王氏墓出土的一组使女俑头与身高比例属陶俑中常见的 5：1式。造型生动饱满，站立，手中拿有琴棋书卷、女眷化装器物和生活用品，显示出王氏生前的地位与极近奢华的生活。陶塑十分注重情节性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都重视动态、神情的刻画。不仅有单个的，更有许多以组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陶塑如一个个在讲述自己故事，娓娓道来，精彩纷呈。

元代蒙古以军事灭宋，忽必烈对中国西北及西南的入侵，很大程度上这种入侵也包括文化的渗透，中国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也受到很大影响。元代云南大理元代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很多的陶制骨灰罐是当时丧葬所用。火葬涉及到云南三十多个县市。这些陶器不可能从内地运往云南。也一定是在云南本地制作的。云南早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火葬就盛行，元代、明代同样是主要的丧葬习俗。清代开设废除火葬，改为土葬及棺木埋葬。明代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的制作从俑的文化特征上没有很明显的少数民族习俗特征，这有可能陶俑制作的艺人是内地汉族人及墓室主人的汉族身份缘故。出土的陶俑与内地汉文化陶俑的属性一致。从造型和工艺上也没有任何区别，究竟是不是云南制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云南大理出土的一部分动物俑 (十二属相)、灰陶、还原焰烧制、属瓦器。明显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特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动物如猪、狗、羊、鸡等都被塑造了出来。这些动物，与人物的塑造不同的是，动物陶塑多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不同动物的特征、神态被刻画得十分生动，即使同一动物，也表现了不同的动态、神情及性格。

江西省境内考古发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 1487年)，墓葬随葬品里包括：陶塑俑、木雕彩绘俑、马车、马匹等，仅木雕彩绘俑就有 406件。同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的造型与工艺非常的相似，属同一时期，略早于王氏墓和韩政墓。江西省境内考古发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出土中也有一套乐俑 (图 6)，头与身的比例约 5：1，同大理王氏墓出土的供奉俑的比例近似，但是出土中没有大理乐俑的7：1的比例。其陶俑属模具成型后，进一步手工做细节添加。写实又写意，造型完美 ，审美价值极高。

2006年3月，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两百多件 1958年江西明代藩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陶俑工艺与造型与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十分相似，但是大部分出土陶俑不及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生动。主要是因为泥塑的手法没有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出土陶俑的熟练和肯定。尤其是没有达到武士俑和乐俑的艺术水平。

长期以来学术上对明代手工业的评价认为较唐宋有进步和提高，却始终认为明代的雕塑不如唐宋，虽然明代的雕塑很少有能和宋代雕塑相提并论的例子，但是明代手工业的进步和时尚的社会风气从明器陶俑的造型及工艺上能充分体现出它的时代特征，其塑造生动、充满灵性确实可贵。而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则是这种特征表现的代表，无论它的制造地是否是大理本土，它的文化背景 与南昭文化的渊源有无直接关系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明器陶俑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总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联系。明代历朝就有多在全国分封藩王的历史，且死后极尽奢华厚葬与手工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分不开的，边疆地域的民族手工业不同程度地会受到汉民族文化和手工业的影响是必然的。

明代陶塑正确的解剖知识及一定的程式规律的造型与题材丰富的具体表现结合的统一与完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所具有的形式特征。这一时期的传统工艺形式完美和谐统一，人物造型比例及结构严谨中不失生动，注重表现情节及人物细节的戏剧性。追求心性、传达表现世俗人文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性。

明代的陶瓷手工业进步是景德镇御窑(官窑)的设置与建立。陶瓷技术与艺术上的成就，对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非常关键。民间制 陶业 的发展迅速，已形成 “官搭 民烧，官民竟市”的繁荣景象。明器陶俑的制作和生产也必然会有形式上的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发展也一定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艺术，雕塑技术与艺术形式也会随之受到影响，甚至会反映出这个时期普遍的审美情趣。中国陶瓷史上的文明与进步始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佐证，明代陶俑对比例及解剖知识运用的意识是典型的时代的审美特征，改变了原始的工艺制作模式。

明代手工业上的进步成就仅在陶瓷工艺上就有成型方面的利坯车，包括铁刀代替竹刀利坯;发展胎薄成型、及口吹施釉方法;由釉下彩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多项装饰技术的突破;此时的陶瓷彩釉研究和使用也非常普遍 ，为明器陶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明器陶俑正是这种先进技术支持下的有代表性的明代雕塑艺术瑰宝。它不应因为它的尺寸及明器的属性而受到偏见和被忽视应有的价值和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