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最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犀、象的记载。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区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当时也并非罕见之物。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庞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如今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比如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最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
三、龙纹饰的文化意义考源
龙纹大量应用于礼器，具有祥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龙纹饰的祥瑞意义直接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礼记·礼运》篇对“四灵”观念有着明确的表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稿;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孔颖达《正义》日：“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者，问答四灵名也。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
《周礼》郑玄《注》对祭祀神祗用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的解释，也引用了此则《礼运》原文，并强调了德治与四灵显现的关系，即“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也正是“四灵征报”的体现：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郑玄《注》日：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礼义人情，其政治也。四灵者，其征报也。 孔颖达《正义》日：
“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则并食之。……“四灵以为畜”者，此一句明征报也。圣人既法象天地，用礼义耕人情，故获天地应以征报也。四灵并至，圣人畜之，如人养牛马为畜。……“四灵以为畜”一句，论若行以前诸事，施之得所，则四灵报应也。
四灵纹饰在食器上广为应用，不仅因其具有上述吉祥寓意，而且因其代表着鸟兽之灵长，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所言：
……毛虫之精者日麟，羽虫之精者日风，介虫之精者日龟，鳞虫之精者日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兹四者，所以圣人役之也。[谓为之瑞又，《礼记》孔颖达《正义》引《乐纬》云：
……介虫三百六十，龟为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长;羽虫三百六十，凤为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长。
可见，在表达至高无上的崇敬与礼赞方面，四灵形象是与神柢、圣人身份最相匹配的器物纹饰。同时，四灵作为类属之长，囊括了各种动物，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运》篇的阐释颇具代表性：“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郑玄《注》日：“四灵与羞物为群。”孔颖达《正义》日：“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由，用也。灵是众物之长，长既至，为圣人所畜，则其属并随其长而至，得以充庖厨，是“饮食有用”也。
因此，以“食物”为纽带，建立起四灵纹饰与食器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是四灵纹饰频繁应用于食器的重要缘由。
龙与政治王权确立专属关系肇始于《史记·高祖本纪》，即：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日太公，母日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此则文献记述了汉高祖刘邦传奇的诞生经过，“真龙天子”的概念亦由此形成。之后，历代帝王皆自命为上天之子、神龙的血脉，于是龙纹饰的应用范围缩小到仅为皇室专用，并严明等级尊卑，御用龙纹饰绝对不可僭越，如明、清两代即有皇帝御服五爪龙袍与亲王服四爪蟒袍以相区别之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各部族图腾并不统一，龙并非华夏先民共同信奉的图腾物象。商周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亦非龙的原型，而是龙的形象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表现，无论是源于上古天象的含义，还是生物原型的特征，都体现着鲜明的中原地区特点。龙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含义更多的表现为源于“四灵”观念的祥瑞意义，而未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专用之物。直到汉代以后，龙纹饰与政治王权的关系愈加紧密，适用场合与人物身份也有了等级森严的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