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原型的探讨可谓诸说杂陈，目前已知的假说有二十余种之多，都为研究龙的原型及其文化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实这些假说无所谓对与错，也没有必要追求统一的结论，因为提出各种假说的依据是不同的，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其一，所认定为龙原型的出土实物源出于不同的地域。在广袤的中华领土上，追溯人类文明的足印多可寻见史前时期的龙遗迹，比如，在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红褐色碎石堆塑的巨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猪首蛇身的C形玉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发现了蚌塑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龙，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发现了雕龙白玉圆牌等。其二，不同区域发现的史前龙遗迹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仍以上述实例为证：东北地区的碎石塑龙属于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C形玉龙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蚌塑龙属于距今约六千四百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河卵石塑龙属于距今五六千年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雕龙白玉圆牌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等。龙在每种文化类型中的形象不尽相同，却都体现着彼时彼地的文化特点。因此，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三，各种龙原型的假说所依据的地域文献(含传说)差异颇为悬殊，本文不再逐一列举。龙的形态在文化增值过程中，演绎的色彩愈加浓重，以至形成了现代世俗经常使用的龙形象。当前民间最为流行的观点，也是常见于外事宣传中的一种说法，即龙是综合了鹿角、骆首、兔眼、牛耳、蛇身、蜃腹、鱼鳞、鹰爪、虎掌的特征而具有超凡威力的神物，并使之人格化，视之为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

如今常见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说，是在龙的形象与文化内涵已然丰富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是后起之说，与原始社会“氏族图腾”的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皆所指殊异。此说旨在强化民族凝聚力，延续并强调图腾作为“精神象征与集体崇拜”的意义而已，二者不可等同视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现象，也反映了龙文化在现代的嬗变。至于夏部族的图腾非龙的观点，已为学者所证实，本文不再赘述。由此观之，龙虽然具有作为原始氏族图腾物象的可能性，却并非作为上古华夏民族集体共同尊崇的图腾形象。不同历史时期，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地域文化的诸多差异共同造就的。因此，对龙纹饰的研究必须进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某一区域的龙纹饰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不具有普适性。厘清上述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奠定了基础。

二、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原型的考古学佐证

商人屡迁，致使历史上对各时期商王都的所在地莫衷一是，仅以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一带)与帝辛(纣)都沫(今河南淇县)最无争议。尽管如此，经目前可见的史料与考古研究证实，商代王都的地理位置皆在今河南、河北境内。先周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沣水西)，西周武王建都镐京于沣水之东，周公摄政时期营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于此，之后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东周时期。虽然很难考证夏、商、周三代确切的疆域四至，但可以肯定先民的活动范围以及政治中心选址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现的上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相吻合，并相互印证。

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同一体系，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表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固定的龙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格局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论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含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认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活着的最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连接的最后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