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麻木不仁。论者指出：“吾国人感觉力之薄弱，数千年而已然，然未有甚于今日者，非经十度之激刺力，则无疑启发其一度之感觉力，其启发之也，因须十与一之比例;而激刺力若减仅半度，则感觉力已消灭至尽，其消灭之也，则只二分之一与一之比例。”了解这一点，那么对“中国经历许多恐怖之境象，而酣歌嬉戏，甚而鬼迷戕贼,，也就不足为怪了。论者还举出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德国人因中国惨状而郁闷自杀的实例，并指出：“中国之无人，固已有十分之绝望，以如此之事，而不能博其一毫之激动，则其民族之脑胚，实粘有万年奴劫之灰，而不可剔去。”
4.缺乏毅力。对这一弱点，论者更多的是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证的，“吾请以近事言之，前东三省之警起，海内外志士奔走呼救，其现象有所谓义勇队焉，有所谓军国民教育会焉，固一世之雄也，而乃如电光，如火石，不匝月而化为乌有。今之俄事急矣，不日且宣战矣，前之即日出发之队，今安在乎 “‘当一问题之发起，其中灭种之关系，领土之关系，无不足以激刺其神经，而议论之腾涌，心目之怵惕，乃如电光石火之一闪烁，而全影皆灭。”这虽然是针对部分“海内外志士”半分钟革命热度的态度的批评，但亦可见一斑。
5.缺少凝聚力。论者从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失败中总结出中国人缺乏民族凝聚力。在《论瓜分之局》中指出：“自省界之分，彼省人视此省人，若利害之绝不相关。秦越肥瘠之言，至如今而大验，而况南北之悬绝者乎!昔甲午之战，中国以直隶一省，而敌日本全国，致一败不可收拾;而南方之人，则固未尝以此动于心也”。庚子之变后，看到的是又一种景象：“庚子逾年而为辛丑，喋血犹未干耳，而不肖之京吏，不肖之燕民，浓酣如故;其它各地之民，其未经惨剧，而嬉戏孽生者也，更无论也”。对中国人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可谓一针见血。
二、《国民日日报》对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探析
《国民日日报》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过程中，不但着眼于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和揭露，而且还着重从理论上探究了国人劣根性的根源。论者主要从政治、思想文化的因素探讨了国民劣根性产生的历史原因，中国人“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自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
从政治上看，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专制君主为维护其权力，“设立若干种奴隶规律，划成若干套奴隶圈限，以供一己之操纵，其绝无民义可知”，“是故独夫民贼，视天下人皆草芥牛马也，乃专务抹煞一切奴隶之权利，而唯以保其私产之是图，用悬一一丝不溢之奴隶格式，号召天下，入此格者为忠为良，出此格者为为辱。胎孕既久，而奴隶二字，遂制成吾国人一般之公脑，驯伏数千年来专制政体之下，相率而不敢动。’，l专制君主唯恐失其统治地位，把历史学也变成其牢笼人们的工具，“搜集前朝逸事，号日史记，设局以编之，置官以掌之。以当年之效死于我者，既感其德，复苛其罪，日某某贰臣，某某叛逆;当年之效死于我者，既遭其噬，复贡其谀，日某某忠愍，某某节烈。意谓此种奴隶，吾先利用之以墟人国，今乃利用之以立吾义，毒鞭之更轻拂之，使人堕落奴隶，而毫不知觉。”在封建君主的压迫下，“人民无权利，而重负义务矣。贵贱之分严，上下之等立，民之于君，遂尊之如天，戴之如神，而不敢稍生其抗力。”所以，要想改造国人的劣根性，就要连根拔起，深挖封建君主专制的根基。
从思想文化上看，封建礼教对国民性危害极大，是封建统治者塑造中国人奴性的重要手段。专制君主信奉道统说，其实，“名为信道实则阻思想之自由耳，名为尊孔实则借孔教为奥援耳’，逐渐演成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该主义“牢固益牢固，为之语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于是“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并被奉为金科玉律，相演成制造奴隶之风俗。中国的教育也为奴隶之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在不悬有奴隶之圈式。尤其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更是塑造奴性于无形之中，“通俗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奴隶之跪拜;借口于佩佩鲽之训，而赠以奴隶之徽章，不日‘金玉满堂’，则日‘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号，拜跪徽章，牢印于脑膜而不能去，未几而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时而扑责，时而唾骂，务使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从小就受着奴隶教育的熏陶，真可谓根深蒂固。中国人注重传统学派的学说，以传统学派学说的内容为社会是非评判的价值标准，而传统学派，“无不可为奴隶之学派也。”如老子学派，讲“静也，虚也，柔也，无为也，无动也”，“造无为之死语，定知辱之奴戒，致酿成疲软无气之人类者，皆老氏言天之罪也。以“道统”学说进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无不演成奴隶风俗，根深蒂固地造成无数之“奴隶”。
三、《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改造的有益探索
《国民日日报》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索了国民性形成的原因，这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此同时，对如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对改造国民奴性，论者提出要用“强盗主义”，“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破是为了立，“夫破坏者，奴隶之所不敢言也，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于社会党。”总之，就是要用革命暴力手段来打破中国根深蒂固的奴隶性，重新建构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文明社会。 该报虽未能从经济上探索造成中国国民奴性的原因，但在探讨改造社会陋习方面，则提出了知识平等、贫富平等的口号，“智识何以能平等?日：教育普及，则智识自然平等。教育何以能普及?日：经济充裕，教育自然能普及。”经济何以能充裕?“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国家虽取十之三、四不为过多，农民即得十之六、七亦可加富。此外可开之垦，可伐之森林，以及其它种种可开之利源，尚不知几何，今日岁入八千万，他日则虽无量恒河沙数之八千万，不过反手耳。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土地主张：没收地主土地，收归国有，均分给农民耕种。这种主张，较稍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更为激进，因为它不仅有土地国有的内容且有剥夺地主土地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含意，具有更加彻底的反封建性质。
四、对《国民日日报》国民性批判的评价
《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首先，批判国民性是在救亡的动机驱使下，从国民性格的深层原因来寻求国家积贫积弱的内在原因的爱国行动，是积极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一个不断克服弱点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积极发现不足找出原因，这不仅不会损害于民族的尊严，反而能促人猛醒。总之，该报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真正的爱国表现。第二，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想。《国民日日报》改造国民性的实质是要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改造成为近代的资产阶级国民，这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时代使命相适应的，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改造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人的近代化的改造运动，人的近代化运动是整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的批判还具有实践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使新国民观念深入人心，唤起了一部分人的主人翁意识，这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国民日日报》对国民性的批判，还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它突出体现在如下诸方面：首先，在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过程中，就揭示的具体情况而言，存在着不科学、不准确或危言耸听和言过其实的地方，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量的定性，所以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见中华民族满目疮，似乎是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甚至为了突出批判效果，不顾或故意回避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勇敢的优秀品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二，未能妥善处理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国民性的改造与政治革命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是互相促进的。然而论者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却缺乏整体的设计，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色彩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这样就容易立论不坚定，导致国民认识上的混乱
总之，《国民日日报》作为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报纸，在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发挥了其舆论宣传的作用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它那种振奋人心的积极的革命热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