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地域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楚民族的发源地以及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就清楚地发现楚人是靠水而居、沿水而徙。在楚民族生息、繁衍和壮大的历史中，“水”的滋养之功、阴柔之美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以“女神”作为楚民族始祖的自然前提。产生于楚文化土壤中的老子哲学以及稍后的屈原、宋玉的辞赋，作为楚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形上之思，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这个民族当时的：生活痕迹，从而在他们的哲学路径和文学构思中反映出以水为载体、以女性特质为基点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苗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楚人到达丹阳以后.逐步展开了领土扩张。在西面径直往巴人的地域进逼，从前面楚文王灭夔就可以看出来，楚人已经越过三峡到达了四川盆地之内。对苗族栖息地的攫取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及长江以南。楚武王时，就“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史记·楚世家》)，楚成王熊恽时，楚国逐渐强大，周天子对他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人在向苗、巴领地进逼过程中，.自然吸收了苗文化和巴文化的成分，而在这两种文化中，女性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楚人的思维不可能不受女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西方神女体系对楚民族的影响。在楚人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西方女神，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邈姑射之山的神女，屈原《离骚》最后的“乱日”中的西天神游、《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和《天问》中的“昆仑县圃，其尻安在?”无不充满对西方女神的崇敬心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充满浓浓女性思维的老子《道德经》中，却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西方女神。对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部纯形而上思考的哲学著作而言，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所要表述的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太具体、太准确。但是，当我们追述老子本人生平的时候，却可以发现老子深受西方女神的影响。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也，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宋裴《集解》引《列仙传》云：“……(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食，莫之其所终。”虽然司马迁对老子生平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是，通过“乃遂去”、“(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司马迁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老子既受到楚国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老子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懂得语言在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遮蔽作用，而同时也懂得通过借助某一物象所产生的喻义，将所表达的思想外延扩大。正如《周易·系辞上》总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虽然《道德经》没有明确地提到某一位具体的女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老子哲学思想的女性思维特征，而这一思维方式在庄子、屈原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现。
楚人何以对远在“西方”的女神产生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西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东方的农耕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分。《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认为匈奴人是夏王朝的后裔。《史记·匈奴列传》还说道：“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即在夏朝的后期，后稷的后代公刘率领族人迁徙到西面泾河流域戎族的地区，变成了戎族，后来又在此建立都城“豳”。类似的相互交往在《史记》中的记叙还有《赵世家》i“穆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又《邹阳传》：“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前者指周穆王西征西域事，后者指秦用西戎人东征诸侯事。通过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族群在长期征战过程中共同构成了华夏民族。楚人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吸收了来自于西方的神话传说。
其次，楚人的祖先本身就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这涉及到目前学术界争议的关于楚人的族源问题，对此笔者不想赘言。但是有一点是各派学者所认同的，即秦、楚同宗。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史记·秦本纪》追述秦的祖先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楚世家》也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秦、楚的祖先同是颛顼，自然同宗。另外，楚先人曾在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过。《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世，而封熊绎于楚蛮……”这充分说明“前11世纪，楚族男性酋长鬻熊率族迁人今陕西岐山一带，与强大的姬周氏族为邻，充当周之‘义子’氏族，所谓‘鬻熊子事(周)文王’。1977年，岐山县凤雏村出土周原甲骨，有‘今秋楚子来告’(H11：83)、‘楚伯迄今秋来，台于王其侧’(H11：14)等语。据有关学者研究，‘这卜甲的时代，应在周文王迁丰以前，说明商末，楚是依附于周的”IL。据此可知，楚人在被周王朝分封到楚蛮巫山一带之前，曾依附周人在今陕西或甘肃的陇南一带居住过，而这一带正是商周时期戎夏混居的地方。那么楚人又何以认为巫山一带是他们的发祥地呢?笔者认为，楚人在分封之前，长期处于漂泊迁徙之中，而楚蛮巫山属周王朝正式分封之地，所以楚人把巫山一带看成是自己的发祥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三，“西方”的母系社会与楚人所处的楚蛮巫山一带的母系社会都解体得较晚，这自然对楚人产生影响。《史记·楚世家》也在追述楚人的祖先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按：宋裴在《集解》中不解“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之语，故而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但是由于在远古传说中类似的记载较多，并言之凿凿，这犹如众多史料上所记载的“鲧腹生禹”一样，所以裴驷不得不又说：“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与之，必有尤物乎?”裴驷的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他自己对这样的解释都没有信心。其实，关于“男人生子”的传说，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产翁制演变而来的。据《史记》和其它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陆终生活的时代是在夏朝末年，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产翁制的出现也刚好是在夏朝。产翁制这一现象在南方的部分苗族中一直延续到唐以后，以至于宋代编成的《太平广记·蛮夷·獠妇》引《南楚新闻》中还说：“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晌婿，婿拥拎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楚人南下后，自然与南方苗人混居通婚，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产翁制的出现，标志着以女性为主的血统传承逐渐被以男性为主的血统传承所替代，当男性取得血统传承的霸权之后，由于男性本身并不能直接进行生育，而女性生育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早期的人们在追寻自身的来龙去脉时，就自然产生了对女性的崇拜，并由此产生出对女神的崇拜。
综上所述，女性思维产生于遥远的母系社会，当步入男权社会以后，男性思维逐步取代女性思维，以致女性思维渐渐被人遗忘。然而人类社会毕竟由两性构成，虽然男性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甚至也取得了思想的霸权，但是不绝如缕的女性思维却通过楚民族的文学艺术放射出人类智慧的光芒。当我们看到《道德经》、《楚辞》以及后来许多站在女性角度来审视天地万物的作品时，不得不折服于作者们新颖的视觉和丰富的想象。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一，神话传说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当时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下降是成反比的，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日益降低，逐渐被沦落为第二性，这时男性因高高在上而呈现出一种孤独状态，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感情得不到正常宣泄，尤其是在男女之情方面。于是男女互补的自然规律失调，男性内心的性别孤独感日益上升，因而在男性的潜意识中深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女性情结，其中特别是蕴藏着丰富感情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最为突出，如老子、庄子、屈原、宋玉、曹丕、曹植、陶渊明以及无数站在女性角度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内心深处对优秀异性的平等对话的无限渴望。
二，当我们在理解这些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时，除了要站在作者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个人特质等方面来分析外，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作者的性别思维方式，否则我们就很难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透彻。例如我们在理解曹植的《：洛冲赋》时，虽然可以通过“原型说”来进行解释，“把洛神与高唐神女的母题和原型，追溯到上古的神话和仪式”J。但是这样放在一起对比，难道就能清楚说明文学作品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神：相恋”?难道就能清楚说明曹植为什么把宓妃描写得如此完美无缺吗?假如我们通过性别思维的方式，则可以清楚地理解这里面所蕴涵的是男性内心的性别孤独，就能重新解读大量站在女性角度来描写人物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