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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宋代　史家　忧患意识　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