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文化的批判
某种意义上，当批评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时，批评就成为了批判。当遇到适当的政治土壤时，这种由批评而批判的现象就会蔚然成风，以至于形成一种批判文化。
20世纪40年代，在对王实味、丁玲的批判，对罗烽、艾青的批判，对萧军的批判中，就出现了将文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将文艺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现象，批判成为超越文学讨论的政治运动。进人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特定的政治土壤.这种以政治批判为主的批判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体现出来的批判文化特征有:(一)政治定性。从《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他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再到他为《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所撰写的按语，无不为每一次的学术问题作了政治定性，使得学术问题成为政治间题。(二)批判运动。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就是群众运动和政治大批判，工、农、兵、学、医各界一起上阵，举国共讨。这种政治围攻和群众运动代替了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三)批判话语。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语言，用流行的媒体语言代替学术评价语言，用世俗的谩骂语言代替理性的反思语言，形成一种政治性的暴力话语，“以势压人”、“以势伤人”甚至“以势杀人”，成为政治暴力话语的基本特征。(四)批判文体。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所体现出的话语方式和论述方法，对这几次批判运动所形成的批判文体有着很大的影响。批判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政治斗争的制约下，以政治定性为思维基点，以上纲上线的批判为基本文体构架。由于缺少翔实材料的支撑，所以又以抽象议论和空洞说教为主要论述方法。也有一些文章在形成阶段往往注意作局部的理论概括，试图从哲学上说明问题，不过，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统治了批判者的思维，因此这种哲学又常常将这种文体导人更深的歧途。
马克思主义语义并不拒绝“批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建，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论战与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无一不是在进行激烈的论战与批判。何况，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阵地上不占绝对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等学科中，唯心主义还占较大比重，而要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能更广泛地占领阵地，一定的思想文化批判就成为必要。但这种思想文化批判必须是科学的，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以事实和理论来服人;必须有助于学术的发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然而，过渡时期的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语义中的“批判”。批判者往往把自己作为某种权力意志的卫士，欲以判官式的语言置批判对象于死地，无限上纲、以势压人，限制自由批评的展开.剥夺被批判者的话语权力，从各方面体现出一种反科学的批判文化。而当这种“批判”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被定义为“大批判”时，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格格不人，但过渡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在肃清封建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在实际工作中延续了封建思想的某些因素而毫无警惕。因此也就使这种“大批判”文化愈演愈烈，在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今天，我们反思历史，提出对“大批判文化“的批判，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促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因为大批判以及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且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
三、忏悔文化的寻唤
“忏悔”一词源于基督教，原为袒露自己的过错以求上帝宽恕之意。但忏悔如果作为一种意识，浸润与内化为灵魂，激励与生成人的一种文化品格，就远远突破伦理范畴了。卢梭曾经说过:忏悔意识本是一种澄澈的历史理性，一种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格自觉。他将忏悔意识由道德层面升华到人格、历史理性和宏大的精神境界，成为一种文化。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层面上的忏海意识，决不可停顿于个人认错不认错的论辩，更不应该是被揭发了错处以忏悔当作请求谅解的一种姿态，它应该是建立良知，思索个人和历史，追求完善的一种品格。从这层意义上说，杆侮意识关乎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文化品格，是人类文明过程的一种攀升。
费希特曾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有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可怕的是，事实不幸被费希特言中。在过渡时期的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尤其是在胡风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为中华民族高尚美德的重要载体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最重要的载体。他们或为疯狂的帮凶，或为麻木的帮闲。他们在自己有政治压力和政治生存危机时，用最偏激恶毒的语言揭发批判自己及至亲好友，竭力保持自己不致归于被批判的范围;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利用强权，手持政治大棒打击一切异己者。他们或是以同伴，或是以自己作为政治斗争的祭品，而没有任何的愧疚、负罪或悲伤。
范曾在其《优思难忘说沈老》中曾有这样一段自我辩解:“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只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需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范曾这段文过饰非的辩解很有普遍性，就是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下滑全然归咎于外部社会环境，而全然没有良心上的愧疚感，灵魂上的自我拷问，人性上的自我审视。其实争论外界压力与内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并不重要。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是否为真正知识分子的标尺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役有忏悔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役有良心压力的知识分子，也是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压力时，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也就不可避免地跌进犬儒哲学的怀抱。
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似乎没有忏悔的习惯。换句话说，在我们薄弱的自我意识或自由意志中尚缺“忏悔”的自觉构成—包括忏悔的非功利言语、对象以及可供反身观照的超验眼光，因此也就表现出对忏悔文化的漠视。但是，一个只知控诉而不知忏悔的民族，只能是不断制造悲剧的民族。因为这样的民族只有悲剧，而没有悲剧意识。悲剧不能转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当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以“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时，谁能想到十几年后，红卫兵会毫不犹豫地以“牛鬼蛇神”、“炮轰”、“砸烂”来对付他们。当红卫兵可以以“无知”来为自己辩护时，50年代的“名家”与“权威”难道还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吗?当他们控诉红卫兵的大字报对自己的加害时，难道不应该记起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使用相同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吗?当他们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时，难道不应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吗?如果他们早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当时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具备了忏悔的文化素质，那么，此后的许多悲剧也就可能避免。
其实，纠缠于某个人的忏悔与否意义并不大，我们要做的是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病源。一个人固然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只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可以改变，而不是仅仅要求个别人做出忏悔。因为集体的忏悔远比个体的忏悔重要。试想，一个灵魂过于纯洁的人在一个混浊的社会如何生存?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会冲击每一个人的信念。所以，一种富于历史理性、勇于承担责任的忏悔文化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有过无数悲剧的民族来说，就显得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