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思想文化的改造也是必然趋势。但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将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出现的学术问题政治化、阶级化，使本来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对于在文化工作者，无疑极具震撼作用，使其不敢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造成了学术思想的单一化、程式化，束缚了文化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周扬也指出:“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份读者的偏激意见”，“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对于新中国的文化繁荣是具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的。

3.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

文艺思想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内容很复杂，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主张相互交织，争论和辩论是很正常的，人们的不健康思想要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不能以政治定性的方式武断的解决，更不能以迫害的方式来解决。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中，出现了由于学术思想而遭受迫害的例子，这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践踏。不通过法律的程序，关押了一批知识分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捕人，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对《武训传》和俞平伯的批判时，对于当事人的处理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则在根本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胡风被逮捕，并在关押近10年之后，1965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判处其14年有期徒刑。未量刑审判就被无端的关押近19年，这无疑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巨大侵害，在批判过程中胡风就已经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同样也未通过任何法律手段就对当事人进行定性，开了随意践踏公民权利的先河。

三、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1.对知识分子改造的需要。

建国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接触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曾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占据着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而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必然要求改变思想领域的这种状况，解决的办法就是对各种与新的政权不适应思想进行斗争，并对其载体实行思想改造。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有长期为革命工作，并分散在党政军各个部门，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但很大一部分是旧社会过来，未曾得到改造，对共产党是陌生的。这些人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落后的思想，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带进新社会。由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均有较为深人的了解，认为一切西方国家的东西都有应该学习和效仿的必要，正如老舍先生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不禁狂喜”，在“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毛主席指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怎么办呢?’’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新的文艺生命”。老舍这样长期与党合作的文艺工作者认识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正由于这样，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有较浓郁的个人主义作风，不注重实际，以我为中心。对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活关心不够，甚至是漠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看问题单一而又主观，不能透过表象而观察到实质，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超然于实践之上，对于社会的需求不甚了解，有“超阶级”、“超国家”的世界观，对于共产党不疏不近，超然于国家与人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