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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那占据了一段历史时空的文艺理论烟云

论文关键词：周扬;文艺;政治;功利主义文艺观;精神生活

论文摘要：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是周扬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周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品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认为文艺是政治的一种形式，一切艺术是宣传，政治居主导地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扬坚持文艺服从政治的根本观点，并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实践，阐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应当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在新时期，周扬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认为文艺的功能不能限于阶级斗争的工具，要从多方面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分析周扬文艺思想与时俱进的具体历程，有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周扬，认识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是悲剧也好，是悲剧的结束也好，它已经占据了一段历史时空，影响过、培育过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以致理论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不能轻率抹杀，也无法漠然遗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历史的错误不要重犯，探求理论的大门应该敞开。基于此，认真梳理好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论的轨迹自有其为理论真理的获得清理地基的意义。

一

周扬晚年编文集时，选的第一篇文章是《辛克莱的杰作:<林莽>》，该文发表于1929年2月1日，是周扬初登文坛的标志。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论争，把文学问题的核心归结到了对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等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的探讨上。当时的周扬，在文章中推崇美国作家辛克莱“一切的艺术是宜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多数是故意的宜传。”的观点，把艺术等同于宣传，曾经遭到鲁迅的批评。他指出:“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艺术。”但是，直到1943年周扬仍坚持认为，“辛克来的‘一切的艺术是宣传’的名言，虽然朴素，却在艺术服从政治这一正确意义上帮助我们建立了革命文学理论之初步基础。’周扬的理论批评在“左联”时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包括俄苏在内的外国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作为一个批评家，此时的周扬未能结合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系统而深人的探讨，尚缺乏独立的理论追求和创造性建树。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在“左联”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文学的真实性》等文章。周扬指出，“这次论争涉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作家世界观的制约作用。论争范围较广，理论色彩浓厚。通过论争，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扩大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消除了新文艺统一战线内部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糊涂观念，提高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自觉性。’，卿叫让我们看看，周扬在这些文章中是怎样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

周扬在批判胡秋原、苏汝自由主义文艺观的过程中捍卫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肯定了文艺的阶级性以及政治对艺术的优越性。周扬批评胡秋原“根本不去理解文艺和政治是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辨证地统一了的，而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周扬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川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观点，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周扬在批判苏坟时说:“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辨证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差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的地位。”“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地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的观点的必要。所谓政治的指导地位，不是替政治势力粉饰太平，而是要求作家“不是一个单身的政治斗争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且是一个能够看见现实的微细的变动的作家”，那么，“他就可以大胆地，批判地把政治斗争的客观行程反映在他自己的艺术里面。”文学作品之公式化，概念化，罪过不在它“有政治目的”，而“在作家自身的消化不良症，换句话说，就是在于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团圈吞枣下去，而不能给它们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周扬还强调:“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综上所述，周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文艺是政治的一种形式，政治居主导地位。2.文艺从属于阶级斗争，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一切艺术是宣传。3.文艺要反映政治斗争，给予政治更具体形象的表现。4.作家要掌握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要成为政治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能够看见现实的微细变动。这些观点明显地具有“左”的弊端，这表现在:1.把艺术看成政治的附庸，完全取消了艺术的独立性。2.把艺术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根本看不到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特别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功能。3.文艺可以反映政治斗争，但不仅仅是反映政治斗争，还可以反映人世间的一切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4.作家首先应当成为革命者，正如鲁迅所说，要做革命文学，首先要做革命人。水管里流出来的毕竟都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但是，作家也应当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应当有艺术家的才华和技巧，这也不应忽视。5.文艺反映生活不仅是形象的，而且是审美的，应当包括又巾生存的情感体验。文艺的特征不仅是形象的，而且是情感的，审美的。周扬后来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中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在于:“忽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是直线的，单纯的”，即“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

周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左”的倾向，其根源在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党的路线，从1928年到1934年，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他的文艺思想来源于国际左翼文坛文艺实践与共产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周扬关注国际左翼文坛尤其是苏联的文艺动态、文艺政策。周扬作为“左联”的领导人，更是自觉地把中国左翼文学纳人国际文学的大潮中。当时是“左倾”思潮弥漫全球的时代。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鲁迅、茅盾的过激态度也影响到年轻的周扬。在与“文艺自由”的论辩中，面对苏汝的嘲讽，周扬也并不讳言自己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借鉴甚至照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还很幼稚，这是事实。然而也正因为幼稚，所以我们要向已经有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欧美各国，特别是苏联去学习。我们要非常活泼地运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决不是什么‘只用四角方方的文字一写，便俨然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苏汝先生的这种讥笑是无伤于我们的呵!20世纪30年代的周扬，有着非常“革命”的姿态，紧跟国际革命文学思潮，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激进的态度。半个世纪以后，周扬本人也承认自己当时“完全跟着‘左’的一套走。’，

二

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结合起来，这是周扬在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贡献。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在1944年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中评价《讲话》时，说它“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的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讲话》的发表和中国文学随之而来的深刻变革后来被周扬称之为“文学革命”，他认为“可以说是继五四以来一直企图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任务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这就是‘文艺与广大人民结合”'。 毛泽东在《讲话》中，坚持五四以来传统的功利主义文艺观。他强调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要求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周扬向来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积极捍卫者，据有人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他主持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初稿，与会者大多不赞成再提这个口号，结果周扬说:“不提这个口号影响太大，还是援引过去的提法为好，‘文以载道’么”。[ten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周扬和毛泽东是相互影响的。周扬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中说:“马克思主义主张艺术服从政治，就是把这个掩盖的、不自觉的、无政府状态的关系变成公开的、自觉的、有计划性的关系，把艺术从剥削者压迫者的支配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与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害相结合，以便有力地和剥削者压迫者的艺术相对抗。所以要求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恻田招，艾问‘‘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邵即‘我现在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结合的。网在《关于政策与艺术》中，周扬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实际，把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阐述得更加具体:“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政策，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改变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改变了人民的相互关系、生活地位、思想、心理、习惯等等。总之一句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周扬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政策，因为“离开了政策，便不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的根本规律。”周扬力图把政治和政策解释成人民群众的生活。他指出:“一个人有无政治就要看他是否注意千万人的事情”，“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肃的政治和政策呢?‘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对于解放区的人民，特别是干部来说，已不再能只用一般的革命精神去感染与鼓励他们……而是要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上去帮助他们。大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的文艺思想增添了与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新鲜血液，不再是对于理论观点的教条式照搬，而是将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了。周扬把政治和政策与群众生活和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把文艺作品反映政治与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政治生活化、群众化了，从而给文艺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赋予革命文艺以鲜活的生命。不过，要求革命文学帮助群众去了解政治思想，却过于具体、狭隘，若是这样，就会严重束缚作家精神创造的无限广阔性和自由性。论述过程中，周扬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他指出，“文艺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它有它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而形象是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家观察和描写生活，组织自己的经验，都依靠形象。“要求艺术作品变成政治论文式的，简单地用艺术语言来解说政策，那样，就会剥夺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概念，加上艺术外衣了。这就是创作上的公式主义，标语口号主义。周扬在论述文艺服从政治时，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反对图解政治的公式化、概念似顷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周扬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必须使文艺走向民众。这使周扬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中说:“马克思主义主张艺术服从政治，就是把这个掩盖的、不自觉的、无政府状态的关系变成公开的、自觉的、有计划性的关系，把艺术从剥削者压迫者的支配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与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害相结合，以便有力地和剥削者压迫者的艺术相对抗。所以要求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恻田招，艾问‘‘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邵即‘我现在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结合的。网在《关于政策与艺术》中，周扬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实际，把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阐述得更加具体:“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政策，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改变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改变了人民的相互关系、生活地位、思想、心理、习惯等等。总之一句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周扬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政策，因为“离开了政策，便不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的根本规律。”周扬力图把政治和政策解释成人民群众的生活。他指出:“一个人有无政治就要看他是否注意千万人的事情”，“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肃的政治和政策呢? ‘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对于解放区的人民，特别是干部来说，已不再能只用一般的革命精神去感染与鼓励他们……而是要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上去帮助他们。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的文艺思想增添了与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新鲜血液，不再是对于理论观点的教条式照搬，而是将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了。周扬把政治和政策与群众生活和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把文艺作品反映政治与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政治生活化、群众化了，从而给文艺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赋予革命文艺以鲜活的生命。不过，要求革命文学帮助群众去了解政治思想，却过于具体、狭隘，若是这样，就会严重束缚作家精神创造的无限广阔性和自由性。论述过程中，周扬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他指出，“文艺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它有它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而形象是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家观察和描写生活，组织自己的经验，都依靠形象。“要求艺术作品变成政治论文式的，简单地用艺术语言来解说政策，那样，就会剥夺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概念，加上艺术外衣了。这就是创作上的公式主义，标语口号主义。周扬在论述文艺服从政治时，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反对图解政治的公式化、概念似顷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周扬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必须使文艺走向民众。这使周扬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的主张统一起来，使周扬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之产生了更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同时，周扬主张文艺要写光明，写出民众的光明。周扬说:“有民众的地方就有光明，民众愈起来，文明愈扩展，民众愈有权，光明愈巩固。”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文艺界发动了一系列批判和斗争，主要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开始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等等。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斗争，主观上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1963年周扬在一段讲话中说:建国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要变成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的整个国民文化要变为社会主义文化……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不反资本主义就不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不从这个根本去了解，那么谈遗产，谈什么外国文化都会讲不清楚。”这表明了周扬对文艺界这一系列斗争的根本性认识。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扬对通过斗争达到非常政治化的社会主义文艺尚有保守认识，事后他曾作过自我批评:“要同文艺上各种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文艺上落后的思想作斗争……这几年来，特别是文艺整风以前，文艺领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摇摆，在某些问题上表现软弱，对觉察文艺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觉不灵敏。’，脚叹这表明周扬对这些斗争表现被动。此后，周扬积极紧跟，在批判胡风和反右倾斗争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批判胡风时，他说:“你要宣传社会现实的知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一个革命作家的重要吗?如果你强调什么‘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等等而不强调深人群众斗争，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的‘重点’就弄错了，你就是庸俗社会学!其批判何等坚定有力!然而，周扬在“文革”前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立志为无产阶级文艺而不懈奋斗的人物却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物。这样，周扬在“文革”中就被打倒了。

三

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强调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是周扬学术理论追求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扬文艺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当时，我国经济经过“大跃进”的伤害之后，进行恢复调整。与此相适应，周扬的文艺思想开始消除时代带给它的“左”的倾向，回到比较科学的轨道上来。周扬在谈到关于作家描写现实间题时曾说:“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现实，以其作品影响读者，使读者也按照他的观点认识生活，评价生活，适应生活或者改造生活……我觉得文艺就是这样为政治服务的。作家艺术家总是按照一定阶级的政治、哲学、道德、美学的观点来描写生活，巩固本阶级的基础，而不是只宣传本阶级的每一项政治行动。”“我们应该在更宽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任何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都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关系限制了。”助刀在具体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中心任务只是一时一地的政治内容，不能概括一个时代。文艺则要为时代政治服务，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作品应当是既有反映当前现实的，又有概括时代的;可以有政治内容，也可以没有政治内容。”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并非配合政治口号、政策才算服从政治。文艺配合政治不是要求配合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从一定阶级一定时期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都是服从政治，在时间上也不能要求立刻配合。长远和当前相结合，“文艺既需要迅速反映当前又需要概括整个时代。周扬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中说，时代不同了，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除了需要从文艺中继续得到革命的教育和战斗的鼓励之外，同时又需要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艺术活动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艺术欣赏的要求。群众需要和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仪脚冈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体现出周扬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这才是一个科学的文艺理论家应当具备的品格。

新时期，周扬复出后，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在思想政治运动中，我们曾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本来是好的或基本倾向是好的，不应该批判的作品，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而应该受到保护的同志。这首先是我有责任的，应引为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