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建筑群非典型的壮族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但从它的建筑细节中仍然可以看出它立体地巧妙地呈现出了壮族的建筑特色。如大量运用石鼓作装饰。据《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之所用”.“藏至二、三面者，即将雄居一方，僭称王号”。可见.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土司建筑群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装饰物就是石鼓。它们或在门口，或在庭院，或在百余座柱础之上.它们与铜鼓一道彰显出了莫氏土司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壮族的建筑特点与图腾崇拜。建筑色彩上，屋顶仍然选择壮族传统的黑、青灰为主的色调。而选择以蝙蝠、葫芦、鹭鸶、鹿为装饰，则寄托了壮族人民祈求福、禄、寿、举家富贵的美好意愿。而以草龙、草凤为装饰。更体现“龙风绕脊.瑞气盈门”的心理需求。

2.土司建筑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土司建筑群虽是多种建筑文化的结晶.具有一定的特色，然而。这种建筑群仍然没有很大程度地脱离汉族建筑的模式.没能巧妙融人壮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特点。当然.由于这是莫氏土司衙门.既为土皇帝的居所.又为衙门，出于实用的考虑，建筑形式上它无需采用“人居其上.牛羊猪圈于下”的上下层结构。但作为壮族土司的代表性建筑。我们在看到的“故宫”式的秩序井然.稳定牢固的同时.不免遗憾于壮族建筑艺术的缺失，遗憾于这种建筑文化再现的缺失

李自然先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及特征刍议》中说：“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为适应所在的社会场景.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文化只是解决人们现有生存场景的问题与危机的不足。”传统的土司文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相对平和地解决了人与自然，土官与土民的矛盾，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精神需求。而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其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影响着其他的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着制度文化的影响。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并且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研究忻城土司文化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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