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成帝时，在太常寺设置“写书之官”，职责是将整理的国家图书进行缮写，所以就是实际上的“佣书人”。《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佣书”出现的明确记录。从这两个记录看，这些早期的佣书是政府行为。《三国志》记载，阐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说明当时以抄写为业的不仅仅服务于政府，也有为私人服务的情况，应该说为私人服务的情形应该更多。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青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性机巧，颇能画刻”，“以墉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人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云岌七签》载(刘宋陶贞宝)“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崔光“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崔亮“居家贫，佣书自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沈光)“家甚贫篓，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嗽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称为善笔而得富。”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工于抄写的一个侧面反映。《隋书》记载“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这很明确说明了抄写人员是具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并且享有一定的待遇，尽管这个职位有些低，但已经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
唐朝是“写本时代”最为鼎盛而又高度重视史学工作的时代。为了保证史书的修撰，当时曾在官方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配备了各种人员，“书手”即其中之一职位。《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鉴于当时缺书的情况，唐政府选定专业抄书之人，命名为“书手”，专事抄书。《新唐书·百官志二》对史馆的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这说明从事典籍传抄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位。
两宋至明清，是雕版印刷成熟至广泛应用的时期，但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和私人的抄书活动却一直得以保留和发展。《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还设置了“补写所”一类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当时官府藏书多是抄写本。成书于宋代的《麟台故事》记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别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说明当时从事抄写的从业者具有一定的职位。成书于清代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奉谕，……尔等出示谕安徽、江苏、浙江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报名考试”。说明抄写工作的从业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得职位，这说明当时专事抄写是一个职业，并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获得这样的职位。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抄书手都有数千人。明清时期，随着私人藏书的兴盛，民间抄书、藏书更是远远胜过官府的抄书活动。
三、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传抄活动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其功不可没。传抄活动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复制传承的主要手段，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形载体，传抄活动在抄写、复制文献典籍的同时，也就使得知识得以复制、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绵不绝、长盛不衰。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虽然传抄不再是文献资料复制传播的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至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承载着更多的知识信息，具有不同一般的社会价值，因而仍然受到青睐。封建社会，正是以传抄为主的知识复制工作，才使得文献资料得以流传开来，让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获得知识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略举两例，据《诗话总龟》记载“袁俊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为计。”又《却扫编》记载(魏衍)“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另外，传抄活动促进了汉字结构、书写方式的完善。汉字自甲骨文始，至秦帝国统一文字为小篆，汉字的结构、书写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代随着纸张的发明，书写介质的发展推动了知识传播的飞跃，由于大量、高效的抄写书籍、宗教典籍的需要，也必然促进汉字结构、书法的发展完善，“经生体”的形成就是一例。
传抄活动尤其是对圣贤经典的传抄，培养了传抄者借助已有的圣人之言来表达、传递个人的理念、思想的思维模式，并逐步形成为民族的公共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约束了传抄者的创造性。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当一个异于“经典”的新思想、新观点一出现，就会引起周遭的基于固有观念的反对和压制，而鲜有客观分析和理性接受，或许这也是促成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创造力不足、因循守旧的文化基因之一。一个例子，或许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现象。
“仙搓”一词典出晋张华的《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l}者，年年八月有浮搓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搓上，多资粮，乘搓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诸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自此之后，各类文献典籍中有关仙搓的记录六百余处⑥，或是亭、桥、江、阁之名，或是音乐曲调之名，仅有《太平广记》的一则记录与“仙搓”实物相关:《太平广记》卷四O五引《洞天集》:“严遵仙搓，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蠢。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搓亦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