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的群众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党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个新的空间环境，将动员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组织化的场景之中。这一组织化政策把相似的群体—无论是基于生产上的互助，还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态环境下。这样的生态环境加强了各组织之间、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纳人到一个巨大的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因此，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们经过集体劳动和组织化的生活，不仅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作用。”同时，以集体、互助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比如学校。大多数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都通过这里传达、完成。它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动员民众、联络情感的巨大舞台。此外，这种组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的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合。显然，这里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资源。
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还需要确定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它将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限定，也包含了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因为这样的划分与归类极大地缩小了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领域。在相互关系密切的群体内，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会使封闭的群体内成员之间出现模仿、跟进行为。再加上号召中心的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会日益强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甚至通过对某些群体动用强制性手段，会使目标更加凝练、集中，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变工队使农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时由于创造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克服众所周知的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氏族性质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众被充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之后，他们便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次生政治团体(即为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形成科层结构的团体)之中，并通过这种团体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团体生活中，他们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普遍地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也迅速长成。”
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还需要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利用非正式组织，即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和促进。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通过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经过交谈、讨论、解释和评价，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新的观点、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乡村民众那里引起共鸣，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级群体和朋友网络中传播和加工。由于农民处在复杂场域中，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构和重建，整个乡村社会也日益趋向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