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之信息从本质上讲，佛教艺术创作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类精神追求和心灵向往的一种表现，都是人类以创造的姿态美化人生的一种努力。佛教文化中的建寺塑像撰文刻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在善化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中，透露出一种庄严凝重的佛教文化信息，也透露着辽金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流露出碑文撰写者的人生际遇和感悟。从文化信息的角度看，善化寺“金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传达:一是在朱弃看来，佛教中的佛菩萨在世俗生活中的出现与张扬，同以救弊求安求富为己任的世俗社会中的帝王是一样的，不管他们表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其所追求的利济众生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佛家看来就是功德之事。不过，就功德而言，言的功德与行的功德显然还是有区别的，那些以不力之体，经过千辛万苦而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以示现佛菩萨境界者，达到饶益社会与众生的，才是最大的功德，重修大金西都普恩寺的圆满大师就是这种大功德的实践者。注重善的实践，注重佛教修行的社会效益，提倡有为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种精神追求。像圆满大师那样，以古稀之身精勤修业募化建寺，这在江东才子朱弃看来就是无尚的大功德，是应该昭彰其功颂赞其德的。二是朱弃的筑馆教授，为北地传播文化教育。朱弃是《宋史》和《金史》皆有其传的人物，在宋徽宗和宋饮宗被金人俘押到女真故地黄龙府后，他以吉州团练使的身份被朝廷选为首批赴金问安两帝的通问副使。对其个人而言，命运便由此改变，历史也因此有了宋金冲突纠葛的另一笔记载。当作为通问副使的朱弃和正使王伦到了西京后，却被扣留于此地，前不能进，后不能归，在金人的威逼与利诱面前，展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期间的痛苦、孤独、愤闷和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当结束扣留，归于南方的时候，他在北地西京已经度过了整整17年时光。在被扣留于西京3年后，他“筑馆”当了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而且在西京还很有影响，即使是上层的女真贵族，也把子弟送人塾馆中接受其教育。朱弃将深厚儒雅的江南文化带人刀光剑影雄劲粗犷的西京之地，对文化的交流与知识的传播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从他那文笔畅爽记议妙佳的碑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江东才子的大气与宏雅。三是辽与金的争战和金与宋的冲突。契丹和女真皆属于东胡游牧民族，皆起于辽河与嫩江流域。契丹建立辽朝后，在行政区划上设五京之制，而女真灭辽建立了金朝后，也沿袭前朝五京之制。辽在西京兴建了大华严佛寺，并且以国家宗庙的格局“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皮藏佛教典籍与其他文化图书，俨然像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金灭辽后，依然在西京之地重视佛教和文化上的建设，在被战火毁坏的华严寺旧址上重构盛大的庙宇伽蓝，采用辽的风格和习俗，再现了大华严寺过去座西朝东矗立于高大月台之上的盛貌。就其规模和风格而言，可以见出其文化选择和审美时尚的趋同性。尽管有那场保大年间的辽金大战，但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使得他们在西京华严寺的兴建与重建上保持了高度的文化上的相通与一致，善化寺也是如此。金宋的战与和，尽管也在碑文中显露了出来，但表面上的冲突与纠葛并没有断杀他们在短暂安宁中的文化交流。朱弃在“筑馆”授学中，在与善化寺僧众长达14年的朝夕相处中，相互的感染和学习是必然的，朱弃碑文中表现出的儒佛共表、宗教与世俗同构、义理与文采相映的特点，便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明证。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蕴藏有丰富的佛教信息、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宗教、文化和民族的状貌，定当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