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教之信息善化寺是大同城内的一座古寺，在历史的岁月中屡跪屡起，深蕴着昔时佛教因果义理弘扬与传承的盛貌，记录与储存着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据寺内现存碑记记载，善化寺创建于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明皇李隆基颁敦诏书，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并按年号称寺名，统称“开元寺”，而善化寺的旧寺旧址就是唐代的一处开元寺。至五代后晋时( 936946年)，开元古寺改名为大普恩寺，辽金时亦称此名，迄明英宗始赐名善化寺。在明万历年间的《重修善化寺记》和《重修善化寺碑记》中，善化寺已经成为这座古老寺院的正宗名称，当地百姓则一直以其位居城南而以“南寺”俗称。
善化寺在明大同城之南门的西侧，其东侧也有佛寺称“七佛寺”。善化寺地势低凹，座北朝南，寺内的主要建筑一如唐代布局，皆分布在中轴线上，三重大殿，由下而上，由小渐大，在体积和量的变化中，体现出一种宏大、庄严、肃穆和高贵的盛唐古风。在三重大殿的东西两侧，还有两座唐代遗风的阁楼，西阁为普贤阁，东阁文殊阁于民国初年在火灾中塌毁。另外还有东西配殿，构成了“伽蓝七堂”的古制。在善化寺三圣殿内保存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以真实的记传文字，储存和传达出那个时代这座古寺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
在佛家看来，兴建寺宇、崇饰塔庙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善化寺“金碑”中即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为:佛、菩萨是以有所关怀的“应世”姿态，展现“诱接众生，同归于善”的崇高言教境界，善化寺“金碑”称之为“佛菩萨境界”。在世俗看来，释迎牟尼弃世出家专心求法，就是放弃人世的一切欲念与利益。在佛教传人中国后的西晋时代，大和尚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称佛教是“方外之宾”。佛教僧徒披裂装，断蓄发，托钵念佛，显然与世俗之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然而，到了唐代百丈怀海和尚的时代，佛教僧徒则以一种积极应世的姿态，参与人世间所有善事和公益活动，以此作为修炼佛法的重要内容，修路架桥，贩济灾民，做善于世，益事于人，积极引导众生“同归于善”。所以，本着这种思想认识，佛教寺庙和佛教形象正是以这种方式参与世俗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使人人心存善念，这即是佛菩萨的一种期待，也是佛菩萨的一种境界。在善化寺“金碑”的开题段落中，撰者朱弃以南朝时的印度僧人达摩芦苇渡江，与南朝梁武帝萧衍进言救世以为“功德”，四次阐述佛教“应世”的观点，这种功德就如同现世哲王的救弊补世一样，以此之为功德，大矣广矣。
与上述相结合，佛教表明了一种观点和态度，那就是兴建寺宇崇饰塔庙，不仅仅是信仰行为，也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行为，而是佛教积极“应世”，参与世俗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种姿态和境界。这种努力的结果和收益，就如同英明睿哲的世俗社会管理者一样，有着明显的利益众生的功德，而且其为功亦大矣。鉴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论述和阐释，正是朱弃所撰这篇碑文的出发点，也是建寺修庙的目的。
2,史之信息碑记之文，在于记事，在于述史。在善化寺“金碑”中，朱弃用了很大一部分文笔来记事述史。要点有三:一是从“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兰若”写起，追溯普恩寺的佛缘久远。然后一笔过去，具体陈述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原本庄严宏伟的古寺，顿然间“楼阁飞为埃扮，堂殿聚为瓦砾”，“仅存者十不三四”。在这一灾变的背景下，“骄兵悍卒”横冲直撞抢掠宝藏，而“残僧”和“遗黎”则为此而掩泣叹息。这种景象，就像是我们在战争影视片中常常看到的蒙太奇，是那样的真实和形象。朱弃以文赋之笔记写战争之景，在了解史实情状的基础上，给读碑文之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与心灵感染。二是重点记写普恩寺住持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圆满大师少有慧根，前有宿因，入于佛门，精进勇猛，从不退转，是一位坚定自信的佛教修行者。然而，面对辽末保大年间战火对普恩寺的严重破坏，他带领所存僧人“合谋协力”千辛万苦化缘聚资，经过长年累月地努力，从金代天会六年(1128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把残毁的大普恩寺重新修建而成。其时的大普恩寺建筑，有大殿、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阁、普贤阁、前殿大门和左右斜廊，合计80余楹。从此记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圆满大师的大功德，也可以体悟到朱弃由此而产生的轻松和愉快的心情。接下来朱弃用24句有诗赋特征的句子来描写大殿和佛像的美妙与壮丽，来描写前来瞻仰游览者的钦佩与赞叹。以此具体的大功德回照应证碑文伊始处对佛教利益众生功德世间的议论的阐发，于文完整圆合矣。递进而下，再写已74岁的圆满大师成此功德的艰难与不易。朱弃以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写下圆满大师为重新修建普恩大寺的种种努力，记事之下，情动于衷。二是点出自己撰此碑文的机缘，实事实写，真情实感，读来亦颇让人感动。撰写碑文的朱弃，落款署名为“江东朱弃”，所以后世人们将这通善化寺“金碑”称之为“朱弃碑”。从提款得知，朱弃时任宋通问副使，与正使王伦一行前往北地问安两宫(宋徽宗和宋钦宗)，当他们行至西京时，被金人扣留，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金人也曾以高官厚禄诱降，但朱弃终不为所动。做为南宋的一名官员，在北方没有亲人没有自由的17年羁押，其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唯一能使他感到松畅和愉悦的就是他“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的这14年。做为一个“亲身见之”的当事人，他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普恩寺重新修建之后立碑以志的撰文者，为我们保存和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碑文的最后，朱弃又补叙了普恩寺的历史，寺建于唐，唐明皇李隆基赐“开元”名号，五代后晋时更名大普恩寺，并对钟楼上铜钟的落款“清泰三年”做了考辩，对其网文做了说明，有主有次，事史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