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理学道德层次向中西体用结合的飞跃。
认识西方，是鸦片战争后摆在近代中国湖湘人士面前的一项历史重任，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由物质层面深人到制度层面。他认为西方政教有利有弊，主张学习西方而又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将中西文化的精髓结合起来，这与当时湖湘人士对中西文化关系还停留在有关理学道德层次上的比较是很不相同的。
作为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之颠峰浪顶的人物，郭嵩焘既是儒家学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同时又最早对西方文化进行亲身的考察，对西方政治制度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体认。在他看来，西洋政教集中表现为民主制度，其核心为议会制度，通过对英国议会的实地考察，“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议会却能从中“剂之以平”。对于国家大事，西洋“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议会的调节功能使他感到新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他感到羡慕。而其他湖湘人士的理解则接管于道德范围内的教化，它必须像曾国落所说的“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那样严格的修身程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达到。郭嵩嵩也觉察到西洋政教不足之处，在于议院权力过重，民气过盛，要求区别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当时湖湘人士对此认识还停留顺传统理学层次上时，郭嵩焘提出“本末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系统认识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对比方面，郭不愧是“寂寞的先行者”，尽管对西方认识有缺点，但绝大部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
三、批判湖湘文化缺憾与不足
(一)内地湘省闭塞，弥漫守旧风气。
湖南是晚清思想斗争特别激烈的省份，既哺育了郭嵩这样的时代先行者，又弥漫浓厚的守旧风气。鸦片战争的作战地区主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湖南深处内陆，士大夫既难目击，又道路传闻有限，不可能对西方人侵有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郭嵩受到的攻击是全国性的，而以他的故乡为最烈。湘省封建传统极严，最恶洋人。听说郭嵩熹竟然出使外国，群情激愤，“俱论郭摘仙出使英夷事。”“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传诵一时的联语道出了当时舆论的非难。三湘士人不仅耻与其为伍，对他辱骂备至，讥仙不遗余力，而且还要诉诸暴力，聚集在省城长沙赶考的文人学士失去理智，一把火烧掉了郭嵩焘替洋人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捣毁郭宅，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郭嵩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亲王奕诉为此发函责问湖南巡抚王文韶，王置若圈闻，不了了之。一个二品大员的家闹得如此乌烟瘴气，惊动总理衙门亲自过问，湖南巡抚居然敢敷衍了事，自然因为有从京师到地方的强大舆论作后盾。郭嵩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宜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郭回乡后，街头巷尾，屡出流言，官府不示以札，士绅更谣言攻汗，诸生则揭贴管毁。
郭嵩熹对此毫不理会，积极予以批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明白湖南的乱象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总结举国上下的政治是“君骄臣诌”。为了回击种种谣言与攻击，郭嵩焘将自己有关洋务的奏议书说编辑成《罪言存略》于1879年7月刊行，希望占领部分舆论阵地。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拚了声名”，不顾世谷之毁誉，大声疾呼人们关心时务，清醒头脑，从虚骄之气中振作起来。
(二)历史条件局限，不明文化糟粕。
郭嵩焘晚年的心境凄苦、孤独，归隐的内心充满对国事的优虑与不为人理解的痛苦。“大势所趋，万事敝坏，人心从之而靡，无可与共语者。而且家道中落，儿女亲人陆续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创痛可想而知，他的精神世界，正如深秋的荒原，广裹而凄凉。在他晚年的日记中，频频出现寻觅墓地的记载。他虽然屡次批判过机器开矿，兴建铁路会伤害风水之说为“大谬”，但自己仍然迷信葬地的风水，希望能找到一块宝地长眠，给子孙后代带来无限的幸福。也许一个为真理执着追求了一辈子的倔强士子，在浓密的封建黑网一层一层套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医学极不发达无法救治一条条年轻生命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转向唯心主义虚无飘渺的世界，去寻找许些慰藉，去安慰一颗孤寂滴血的心。
洋枪洋炮，轮船铁路等西方涌进古老中国的新鲜事物，并未能根本改造传统文化的殿堂，封建道德束缚依然固我，仅以“烈妇”为例，19世纪后半叶还史不绝书。1891年郭嵩焘重病期间，仍奋力为人作烈女诗，歌颂张氏殉夫而死，“为姑为夫身岂惜，但惜无力回沉病。终拚一死随夫去，白日昭昭照人世。这位接触并仰慕过西方近代医学的知识分子，在死亡的黑影面前，又孤依神佛了。这位淋浴过资产阶级文化洗札，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省与批判的时代先行者，在走向人生的最后归宿时，仍然回到了传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既具有动力又具有堕力，是把以刃剑，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