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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晋商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晋商　教育伦理　思想

论文摘要:近代晋商的教育伦理思想对晋商的辉煌起着重要作用。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诚信伦理教育，重点在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目的是培养积极进取的、诚实守信的、干练的商业人才。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促使西方商人发财致富的驱动力是所谓“新教伦理”，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商帮，崛起于明初，经明中叶的较大发展，极盛于有清一代的晋商，为何能够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者，又如何能够称雄商界500余年，有许多学者把它归结于晋商严格的制度以及晋商不畏艰难的一种吃苦精神……。其实晋商辉煌的背后是晋商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伦理教育思想以及一种精神，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促使晋商能够位列当时中国十大商邦之首。晋商的成功与其特殊的教育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晋商观念的改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户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明清时期，晋商雄居“十大商帮”之首，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时间最长。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天下“四民”为士、农、工、商，从而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士为尊，商为卑”“农为本，商为末”的伦理观念。士所以排在“四民”之首，就是要人们读书做官以治民。士子为取得功名，勤奋读书，参加乡试、省试以期步人仕途。四民分立，而商居其末，经常受到轻视和抑制。到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晋商表现尤为明显。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出现了四民平等的观念，“四民之业，各有所托已成名”，在山西商人的心目中，尽管做官可以荣宗耀祖成为世家，但大多数人仍处在贫困中，因此他们抛弃了人仕的思想，走出一条发展经济致富的道路，从而在山西形成崇商的理念。“功不妄练，贵专本业，即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柳林县《杨氏家谱》)士、农、工、商都是本业，同等重要，而载之家谱，说明这种观念已较为普遍，深人人心。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1724年山西巡抚刘砖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青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御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整个清代将近300年，殿试112科，全国出了114个状元，其中江浙两省69人，山西没有(与云南、甘肃相同)。山西只有一个榜眼，是朔州的王庚荣，还有探花3人，他们是闻喜县的乔晋芳、太谷县的温忠翰、樱山县的王文在。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认为:山西人从商心态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会定位序列是这样的: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也就是说，山西人是因为认同商业才废弃读书科举的。

晋人敬商，晋人崇商，晋人贵商。晋商在鼎盛时期，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经营;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到处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当年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至今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遗迹: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多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难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晋商足迹所到之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难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有着许许多多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有外部的机遇、有内部的特殊的经营机制等等，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晋商的教育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培养晋商大军的后继者，尤其是对于晋商驰骋商海500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无非是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发散与关联。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类生活中任何方案的设计与措施的执行，在抽象的意义上讲都是出于解决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目的，也是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表达与结果。而对于伦理学而言，利益关系同样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伦理是处理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特殊规范与标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淀与生成的，其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从个体与群体方面来说，则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伦理关系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社会的所有规则体系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在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确立社会制度的时候都要充分考虑伦理和道德规范基础。所以利益关系是教育伦理的结点所在，研究晋商教育伦理应以研究晋商教育活动中的利益关系为出发点，为阐述晋商教育伦理思想提供伦理规范支撑。“卓著的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广告，它能给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晋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需要大量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因此，晋商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费了很大的心机。晋商的教育伦理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伦理教育

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人对社会、自然的实事求是、真善朴质的处世态度和行为。在天地化生万物的大千世界里，历经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芸芸众生都在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生命运动。人类作为生物学意义上进化的最高形态，作为创造了文明意义上的惟一生物种属，却为人类文明加速度式的进化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自利性，在其所向披靡的文明征程中，深重地损害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了利益的争夺，同类间的倾轧与阴谋如挥之不去的梦后与人类文明的步履形影相随，使人类又成为困囿于自身矛盾不能自拔的渺小一族。文明造就和发展了人类，也伤害和困扰着人类，以至于人们在欣赏自然界的机巧变化时，却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身的聪明智慧感到深深的忧虑。由此而引发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对诚信的求索与呼唤!晋商在数百年的经商实践中，一直奉行“诚信为本”经营观念，坚持按“信誉第一”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精髓!在道德观念上，晋商主张道德为先、利以义制，提倡生财有道，反对唯利是图。晋商王文显认为:“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梁启超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诚信，并把诚信教育贯穿始终。

晋商大都以信义教育子弟及员工。信义首先是诚信。晋商中的大多数在经商中都以诚待人，童史无欺。当时的许多商谚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其次是义，晋人经商多以义为准则，非义不取。著名商人李明性“尤善导人于善”。家族中有人放高利贷，他“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信誉和顾客对商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无形资产，但必须凭借信义来赢得。乔致庸曾反复告诫子孙:“经商之道首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乔致庸强调信义先于利，很大程度上正是看到了它可以赢得顾客。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因为“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嘉庆《介休县志》卷9《人物》)，从而受到清廷赏识，使范家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商大族。对于票号业来说，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保障机制，晋商能把几乎全国的金融汇兑业务运转起来，凭的就是他们的人格，凭的就是信义，最后就连“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待，不欺不昧”。清人郭松蠢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倘有一人失足，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失却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再回故土。做茧即自缚，故人人戒之。

晋商非常注重以信义为主的职业道德培训。主要内容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派往繁华商阜以观其色等。晋商从业人员经过这样的教育后很少出现不诚信的行为，所以大大促进了晋商在商业行为中的亲和力，也使得晋商能够很快地占据市场。

(二)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教育

人才对于商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著名商人李宏龄曾说:“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晋商认识到了培养优秀商业人才的重要性，因此非常注意对子弟进行经商之术的教育。晋商在长期“经商习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即不仅认为儒贾相通，而且认为儒可助贾，习儒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人仕，而是经世致用。晋商儒贾观的特点在于:读书做官不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而是把经商作为崇高的事业，作为他们的追求。原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他们当作经商的手段。对儒贾观的改造，是晋商的一个大胆创造，同时又与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相一致。他们巧妙地消弭了儒与贾之间的对立，使儒贾相通，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着他们在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从晋商的儒贾观来看，他们重儒又重贾，甚至在取舍上更倾向于贾。晋商把经世致用作为他们教育的目的，这一目的在他们的具体教育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晋商兴起后，山西出现了明显轻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下层民众之中，他们对于科举不寄予希望，在经过基本的知识教育之后，便外出经商。如前所述，与经商相比，晋人对读书看得较轻，他们往往读几年书就去学商了。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侯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轻学只是轻视科举考试而已，在商业的经营过程中，商人从实践中体认到学对商的极其重要的助益作用，因而对学十分重视。如前文提到的乔家、常家等商业家族，就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乔家对子弟读书卜分重视，要求严格，一定要聘用学问大的人作私塾教师，接待热情周到。但是商业知识和商业技能的传授成为这一时期晋商教育的重要内容。书法和算术为商业所必需，因此，晋商很注意书数的教育。这种教育往往在私塾中就开始了，这也是晋商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常氏家族的常祖光在掌教私塾时，“为族中幼子弟别延师，暇又教之以书数”(《常氏家乘·十四世光祖君墓表》)。榆次车惘常家，九世常万纪、常万达学习成绩优良，但是学成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到张家口经商。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后来经商，很有成就。

晋商重视教育的思想还表现在商号内对伙计(从业人员)的教育上。晋商在明清时期已成规模，其商号、票号的发展，业务的扩大都需要大量的具有极高素质的管理者。因此，晋商设立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吸收青年进号进行业务培训。培训的业务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语言训练、技能训练等。“学徒必须年龄15至20岁之间，身高满5尺，五官端正，体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经测试被录用后，商号派有资格的人对其进行培养，学习商业过程中所需的各种技能。从习字、打算盘、记账、认银色等基本技能开始，逐渐学到站柜台、进货、做较大的生意。山西有商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徒倍加难。可见晋商对学徒的要求十分严格。这种严格的训练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足见其对于晋商名扬天下的非凡意义。

(三)因材施教的区别主义教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又受战事的影响，教育一直不怎么发达。这样，科考成为当时山西人的弱项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如此，绝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弃读书科举而走上了从商之路。也恰恰是这种另辟蹊径使他们功成名就了，使他们在近500年的商业历史上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淡然。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年一1542年):“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三、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晋商教育伦理思想所凸现出来的特点是与明清时期商业的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潮流相一致的。晋商持续时间数百年，他们的观念和认识在不断地变化，他们的伦理教育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毕竟晋商是一个商人群体，其中包含的个体很多，也就存在着各种差异性，因此它的每一个特点，都会有着许多的反例。因此我们所谈到的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特点，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要的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运用唯物辩证法认真分析、借鉴历史精髓。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诚信伦理教育，重点在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目的是为商业培养积极进取的、诚实守信的、干练的商业人才。从晋商的兴衰史可以看出，诚信是晋商走向成功的关键，敬业是晋商事业发达的保障，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是晋商走向“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事业巅峰的精神动力，所以我们要继承和借鉴晋商教育伦理思想中的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的优秀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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