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影响犹存

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中国人习惯穿着与人的身体形态相去甚远的宽大型服饰。通过掩饰人体原有的形态,消除人与自然的区别。通过宽袍大袖长带构成广阔的空间,形成一种和谐状态。故此传统社会张家口地区平民服饰“均属宽大样式,而窄小时髦之装束,百不获一焉”[3]。时至清末,张家口地区仍保留缠足之风。“本县贫富之家,妇女皆缠足至小,大者仅五寸,小者三寸半,通常四寸余。”[4]至民国时,“女子多已天足者,然缠足如故者亦不乏人”。

“缠足之风既未见衰,故仍多弓鞋而梳长髻,其式有平山套、卧龙髻、喜雀尾、桃儿髻等。”[6]阳原县依然“衣洋袜者,则百不一二也”。制作材料仍旧是“漂布、市布、竹布、砖路大布等”。鞋子“质料同前清,惟底易木以卡布或洋布。亦有自平津买皮鞋者,但少数耳”。天足少女的鞋子亦同前清[4]。

(二)城乡差别尚大

张家口地处塞北,天气寒冷。到了冬天,“凡中资之家以及肩贩车夫,均着盖臀半大皮袄,以御严寒;但极贫之户仍以大布棉衣抵抗一冬”[5]。但城乡之间生活方式差别极大。

城镇人口交际较广,与外界接触较多,故此城镇“妇女之服,红绿艳丽者虽不多睹,然花样竟为技巧,质料日见名贵,力事修饰,追逐潮流”[6],服饰日趋繁华。而乡村农民衣着比较简朴,修饰成分比较少。“乡村妇女服旧式装饰者,占九十分之上……佩戴首饰者,亦罕见矣……其青年妇女,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式多后时,且仍涂朱傅粉,以缠小脚为贵。”[5]服装为民生日用所需之物,可以表现出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方式,城乡之间差别极大。“除城市人间有丝毛织品,由平津贩购来者外,其余乡间妇女,遇有婚丧,着洋布衣,或麻织品”[3],较大村镇及城市,服装消费比较阔绰,“衣服普通多细布、洋布、绸缎、绒呢”[6]。农民经济紧缩,乡村妇女“衣多短装,裤均扎腿,喜窄不喜宽”[5],“多衣大布,纯系国产”[6]。

清末男子夏用的十八盘草帽,至民国时,“仅限于农人使用”[4],其余人全都佩戴洋式草帽。

(三)色彩选择多样

张家口地区风沙大,气候干燥而寒冷。人们在选择服饰时多以保暖挡风为目的,颜色也以深色系为主。黑、藏青、蓝、蔚蓝为主色调。男子的长袍、大褂,女子的氅衣、长衣、小袄、长裤等都以这类色彩为主。袜子“多为白色,偶见蓝色”[4]。搭配的帽子也是以灰黑为主。裙的颜色比较艳丽,“红色最上,蓝、绿、白、古铜及黑色皆有,大约三十以内者用红、绿、白色,余则中老年人用之”[4]。小袄和鞋“五色均有,亦以年老少分之”[4]。此时乡村妇女“身着短衣,寻常皆系土布。其青年妇女,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色喜红、绿、紫、粉”[5],颜色选择日见艳丽。

(四)阶层区分明显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上下阶层之间服饰差异很大。具体到张家口地区,以裙为例,除“仕宦、士人外,商人妇女亦用之,惟质料稍次。农工阶级妇女用者,则十不得一,仅结婚时,照例衣裙一次,然多系借来者,自备者特少也”。清末民初,“仕宦、士人家多改良,但农工家仍旧,商人则半改良,半仍旧”。“穷富皆有长衣,只不过在质地、装饰等方面有差别。农工阶级多用市布或洋布缝制,偶见包边用洋缎者”。

长衣“富人四季有分,商人则单夹二件,农工则仅一单大衣,无论何时套之而已”。富人做客时小袄用丝织品缝制,在家时“亦不过市布、花洋布等”。“腰子洋布或小绸子”,裤腿用“贡缎或竹布”,袜子材质“商家则用白漂布,仕宦、士人家则有用丝袜及绒袜者,但少数”。农工阶级的小袄、腰子、裤腿带和袜子等仍用砖路大布。鞋子“仕宦、士人之家,妇女鞋皆用缎,商人阶级,则做客时衣缎鞋,在家衣梭鞋。农工阶级,则做客时衣梭鞋,在家则衣大布鞋”[4]。

民国以来,“在城一方,平时常服线呢、洋布,衣制亦较乡村时样,而着长袍者,尤为多数。然以富力薄弱,普通能常服绒呢、绸缎者,仍属寥若星辰矣”[5]。“农工阶级一切衣服,仍用定州砖路诸大布,其质料、式样均同前清。惟无面羊皮袄裤及大袄,则为农工特用之衣,其他阶级不用也”[4]。

(五)衣服质地变化

清末民初,受国内断发易服热潮的影响,尼龙等西式面料在中国猛增。张家口地区服饰质地变化也非常明显。清时男子缝制长袍时多选用贡绸、宁绸、纱或斜纹布为材质,大褂多用贡缎、喀喇、宁绸或纱为材质。配鞋外用贡缎或绒、绫。长衣材料多用纱、贡缎、斜纹布、洋布及市布。小袄、长裤材料基本与长衣一致。腰子用砖路大布(产于河北定州)或洋布制作。袜子用市布或大布、梭等缝制。春帽“帽顶有红丝缨,下有绒或缎檐。帽外为缎或绒,里为绸或布”。凉帽“帽加倒露(漏)斗形,满覆红毛或线缨。以藤皮缀成,里有竹皮圈”。毡帽用毡子做成,草帽用麦根编成,瓜皮帽用羽绫或贡缎制作。至民国时,男子长袍“衣工仍用大布,他皆不用”,搭配以羊毛制成的呢帽[4]。

清代女子礼服氅衣“贡缎为上,宁绸次之,贡绸又次之”。

裙“贡缎为上,洋绉次之,湖绉又次之”。长衣以“贡缎为上,花缎次之,洋绉、湖绉又次之”。清末长衣出现用德国缎、洋缎或泰西宁绸缝制者。小袄材料有“洋绉、湖绉、德国缎、洋缎或泰西宁缎、市布等”。“鞋身用贡缎或绫,底系木质,外粘缎面或白漂细布,或代以细纱”。民国时,氅衣仍以贡缎为主。裙“用贡缎、花丝葛、物花葛等材料”。缝制小袄、裤、腰子时,除前项材料外,“又加麻织品若干”,“洋袜则绒织”[4]。

另外,民国以来,“人造麻、丝诸质流入最多”,“羽绫、喀喇、贡绸已断绝”[4]。

三、结论

20世纪初,西方大量的现代化工业产品———呢、绒和布匹等输入中国,洋绸、洋缎、洋纱充斥中国市场,迫使中国人改变原有的着装习惯。民国初年中国男子的代表服饰长袍马褂被西装革履取代,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融合[7]。中国大地洋风弥漫,从洋楼洋油洋车到洋布洋帽洋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以色彩论,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乱了旧有的社会格局,欧风美雨席卷“天朝上国”,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社会相对封闭,近代化服饰信息传播深受时空的限制,风俗更新异常缓慢。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断发易服,改革服制。民众的服装变革从沿海沿边大城市逐渐向内陆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展,从而影响张家口地区。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张家口地区民众服饰用料比较粗糙,色彩和款式也比较单调,整体水平不高。服饰变革异常缓慢,与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较大。

参考文献:

[1]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张法.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J].天津社会科学,1996,(1):65.

[3]　陈继淹,许闻诗.张北县志(8卷本)[M].民国24年(1935年)铅印本.

[4]　刘志鸿,李泰棻.阳原县志(18卷本)[M].民国24年(1935年)铅印本.

[5]　景佐纲,张镜渊.怀安县志(10卷本)[M].民国23年(1934年)铅印本.

[6]　路联逵,任守恭.万全县志(12卷本)[M].民国23年(1934年)铅印本.

[7]　华梅.中国服装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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