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志》记载:“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若花米踊价,匹妇洗手而坐,则男子亦窘矣。”[21]说明妇女已成为家庭的经济主力,妇女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男子耕种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另有一些妇女善于治生、辛勤劳作,使得家业日成。明中叶海虞(常熟)《吴敏达妻过氏墓志铭》在叙述吴敏达妻生平时提到,虽“内政纷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条。以至纺绩丝紝缝衣幂酒之事,靡不致勤,虽劳勩弗辞。自是家业日裕,甲于乡里”[22]28。可见妇女不仅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得心应手,而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发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间(1426—1505),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弥笃,孤灯只影,茹蘖啖水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坠,充拓家业,资雄于乡,乃他田宅,以赠族贫”[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产,妻子也能挑起养家的重担,辛勤劳动,不仅是为了维持家庭,而且也为了给丈夫、子女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带来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逐渐在家庭内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决定家庭开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经济支配权。这就为她们购买华美衣物从事奢侈消费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县志》提到:“女子不谙蚕桑,娴于络纬纺织,守礼重志节,……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由此可见,并不是权贵之家的妇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妇女才艳容炫服,勤于纺织、刺绣的守礼重志的贤妇也同样衣着华丽奢侈,妇女追求华美衣饰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

结语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华美,时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引领全国时尚,其他地区妇女纷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进了对苏州服饰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业者,亦藉此营生,从而解决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苏州女性竞逐华服的情况,说明苏州社会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妇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个性,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多见的;由此蔚成的社会氛围更利于苏州进入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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