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孝文皇后亲自撰写的《内训》，是封建帝后撰写的最为全面的一部家训，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皇后的大力倡导，也是明代女教发达、女训读物特别丰富的重要原因。

清顺治皇帝也很注意官吏和民间的家庭教化。他甚至对那些优秀官吏的父母予以奖掖，以表彰他们教子有方。如顺治八年(1651)八月二十一日颁布圣旨(原件现藏徐州炎黄圣旨博物馆)给时任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王yīng@①的父母，表扬他们“善积于身，详开厥后，教子著义方之训，传家裕堂构之遗”，并给以赐官等形式的奖励。康熙皇帝一生有皇子、公主50多人，作为一个在国家治理上很有建树的君主，他在公务繁忙之余没有放松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从他死后由其子雍正皇帝辑录整理而成的《庭训格言》这部皇室家训来看，康熙皇帝对皇家子弟的确是“随时示训，遇事立言”，时刻注意进行教育。

第三，官僚士大夫的积极传布。除了封建皇帝的倡导之外，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宣传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播家训著作的官僚士大夫中，较为有影响的当数明代的儒士王相和清代的官吏陈宏谋、张师载。王相编辑的《女四书》，成为流传甚广的女教尤其是家庭女教读本。陈宏谋曾任陕西、湖南、江苏巡抚，两广、湖广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在地方做官期间，他不仅关注百姓生活，而且重视社会教化，其中突出的是编辑刊印社会教化著作。陈宏谋编印的社会教化读物中，影响最大的是《五种遗规》。其中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都辑录有不少家训著作，流传甚广。他还将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大量印行，广为传布。他曾谈及做这种事情的目的：教化之事，“不知者以为迂，而知者以此为根本功夫。我之本意，总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6](《寄四侄钟杰书》)。

清雍正年间做过扬州知府等职的张师载认为，家庭教育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基础。他将汉唐以来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编辑成册，题名《课子随笔》。这部书分上下两卷，续编一卷，共收有84篇家训、家规、信札。张师载在《课子随笔·序》中强调：“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该书于乾隆年间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编纂的影响较大的读物还有清代张承燮的《女儿书辑》等书，其中也包含不少家训篇目。这些官僚士大夫们的编辑、刊行，使得家训著作在民间广为传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第四，经朝廷表彰的郑氏家族及其家训的影响，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是一个一再受到封建统治者赏识的封建大家族，在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义传或孝友传，然而极力对其进行培植、表彰，并将其树为社会楷模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亲自接见郑氏八世孙郑濂，问其治家长久之道，并欲赐官给郑濂。当朱元璋看到郑家的家训《郑氏规范》后，深有感慨地说：“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7](P230，《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此后，朱元璋对郑家屡屡表彰：洪武十八年(1385)，称赞郑氏家族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1390)，亲笔题写“孝义家”三字赐之[7](P212，《浦江“江南第一家”的人品意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聘请郑氏家族的郑济为皇家的家庭教师，专门为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7](P230，《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

经明朝统治者树立的这个典型，对明代家训的空前繁荣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这种影响之深远，在后来的许多家训和史书记载中都能反映出来。譬如，以其《许云cūn@②贻谋》在家训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明代官吏许相卿，在《家则序》谈到《郑氏规范》的影响时说：“作家则及观浦江郑氏家范，尤若广而密，要而不遗，虑远而防豫，吾则所未逮也。”序中嘱咐子孙参考《郑氏规范》修订自己的家训，作为治家处世、轨物范世的基本规范。《明史·孝友传》中也记载有不少慕郑氏家风、以其家训作为治家教子必读书的事迹。

(二)清代后期：整体衰落与局部开新时期

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着中华封建帝国的日薄西山，发展了三千多年的传统家训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日趋衰落。但是，这个衰落的过程又不是一个一直下坡的过程，而是一个主体“滑坡”、部分“爬坡”的曲折过程。

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一批被称为洋务派的新派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与食古不化的旧官僚相比，他们是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不仅表现在他们从事的洋务活动中，而且表现在他们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一股“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