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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训的发展

201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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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清代后期,虽然传统家训走衰落,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来继续转衰的时期,但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发展史上,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步走向衰落。研究这一时期家训的发展及其变革,对于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家庭教育,并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道德建设服务,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明清时期家训发展的历程

明清时期,家训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明初至清代前期: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的家训数量无法确切知道,但有些材料可以参照。有人统计,《中国丛书综录》所列“家训”一类著作,公开印行的有117种,明清两代占89部,其中明代28部,清代61部[1](P70),清代的大多集中于鸦片战争之前。而且,我国典籍中流传至今的家训,也以明清两代数量最多。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族谱的发展中得到佐证,因为族谱中大都附有本家族先人的族规族训、家法家诫之类的家训。据资料记载,直到宋代末年,族谱的编修尚不普遍,当时的学者欧阳守道说,现今“世家”,也少有族谱,虽是“大家”,但也“往往失其传”[2](《黄师董族谱序》)。而宋以后族谱的编修才日益普遍,尤其是明清直到民国,无论是大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谱的修撰一直盛行不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代和清代(前期)是中国家训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训不仅体现在著作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家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内容上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

明代及清朝前期家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明清的统治者崇尚儒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通过科举制度招揽人才、箝制思想,加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将尊崇儒学定为基本国策,“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下诏招纳尊孔读经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3](《太祖本纪二》),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出题,且只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正如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所说:我太祖高皇帝“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4](卷二)。清代统治者对程朱之学更是推崇有加。清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曾颁布诏书,封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下圣旨将朱熹配享孔子。康熙还命人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称朱熹是“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

明清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抬高程朱理学,主要是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常识。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其次,朝廷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明朝直至清代前期家训的空前繁荣,与封建皇帝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有很大的关系。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5]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极为重视社会风俗教化。他说:“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3](《孝义传一》)《明史》的编撰者评价朱元璋“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家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3](《太祖本记三》),这种评价应该不谬。朱元璋不仅树立家训教化成功的典型(下将论及),在全社会加以表彰,而且还亲自编撰家训训诫皇室子弟。他即位的第二年,就将其制订的制度、律令编为《祖训录》,供皇家子弟在国家治理中遵循。他还于洪武十一年(1378)撰写了一篇《诫诸子书》,教训皇室子孙。明成祖朱棣在为政之余,采辑圣贤格言,编为《圣学心法》,供皇子皇孙学习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