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质量效益型

教育部制定了“统筹规划，需求推动、扩大开放、提高质量”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指导方针，将管理列入了“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规划”，并审慎地决定试点从重点大学做起。政府对试点的管理主要采取了双重“准入”、年报年检、质量认证和评估等制度。所谓“准入”，教育部对重点高校试点实行了“准入”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远程学习中心也实行了“准入”制度。2002年7月教育部更明确提出“积极发展、规范管理”的要求。

目前，试点高校的管理有从高校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管理向横向联合、行业自律方向转变，从阶段式的对重点环节的管理向建立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实践呼吁实施横向联合认证制度，从行业角度来规范各远程教育机构的服务行为，建立一种有序的横向联合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纵向上正在形成一个注重教学反馈，抓教学全过程管理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

上述管理及其改革和发展，都是以质量为核心的质量控制型的管理。随着试点的深入，在远程教育基本规律的支配下，尤其是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下，这种以质量控制为中心的管理必然要向质量效益型的管理转移。可以认为，质量控制型的管理具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而质量效益型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笔者在1996年就曾论述过，远程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是“其质量与普通面授教育可比，而在效益上必须有明显的优势。”关于质量的可比性，一些研究认为，远程教育对象与普通面授高等教育对象的基础差异太大，即使是在教育过程完成后，比较两者的相对提高幅度也是不公平的，但是达到同层次教育的基本合格标准应该是无疑的。这一点远程教育已经做到了。关于效益，多项研究表明，远程教育在前两代具有固定成本大，而可变成本或边际成本小的经济学特点，到了网络时代，这一规律是否仍然存在需深入研究。有专家认为，可变成本有可能不随学生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特别是对学生个人分摊的费用来说。但就远程教育机构(网院)而言，生均成本仍然具有随学生人数的增长而下降的性质。也就是说，网络时代的远程教育仍然有“规模效益”，同样可以推理有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

所谓适度规模，是指在一定教学条件下，可以保证教育质量的注册学生的最大规模。在这个点上，质量和效益双赢;规模偏小，质量是有保证，但效益会受损失;规模过大，质量无从保证，效益就是负效益。当然，适度规模是一个随教学条件变化的动态的概念。

远程教育的发展目标，就是逼近适度规模办学。值得庆幸的是，远程教育重视效益的同时，并未偏废质量。多项研究表明，远程学习的学习效果与传统面授方式并无显著的差异。英国开放大学在全英大学排行中，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科研水平一直位居前列，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该校前校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总干事约翰.丹尼尔在1998年上海国际远程教育研讨会上的报告中表明，远程教育把一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人培养成为合格的大学层次的专门人才，这本身就是质量上有把握的证明，更何况远程教育是以低于普通高校的成本完成这一培养过程的。

决策　法制化、科学化

从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看，远程教育政策和法规的稳定性，政策和法规制定的科学化与法制化是决定远程教育成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决策已经从少数政治家个人决策，或集团首脑个人决策向领导集体与专家系统决策转移。“智囊团”和“参谋班子”应运而生。作为具有晚现代性迁移重构机制的远程教育更应重视专家系统的作用。

决策系统的另一变化是讲究科学依据，制订政策的先决条件是充分的调研(大样本的调研)，有意识地开展课题研究，以研究结论为决策基础。在决策前还需要有试行或试点的过程。在取得试点经验后，再形成正式的政策和法规。一旦以政策和法规的形式确定，无论领导层是否发生变动，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在执行中取得充分依据后可以进行局部的修订和调整。决策的科学化与法制化是相辅相成的。

教育部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决策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专家组的作用，并立项抓了发展战略研究等课题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以2000年10号文件等为代表的有影响的政策，使决策逐步走向科学化的轨道。但是在专家系统的运作机制和结构组成上，在课题的支持力度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以及在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性上仍有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对整个试点工作的部署，合理地分配试点任务，以及在发展远程教育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联系上，应做全面的、高屋建瓴的规划，重点扶持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使远程教育决策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法制化方面起表率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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